文

艾弗砷

汽车工程师。东欧电影和文化爱好者。目前正在翻译切斯瓦夫·米沃什的回忆录《故土》。

石头姐在《爱乐之城》的高潮段落讲了一个故事，说她的姑妈「曾经在冬天赤着脚，纵身一跃，一头扎进塞纳河。河水太冰冷，她打了一个月的喷嚏，但她说，如果重来，她还会再跳一次。」

《爱乐之城》（）

冰凉、赤脚、塞纳河。这些理想主义的意象那么激烈，每一个都冲撞着额头的血管，听了通头一颤，鼓膜嗡嗡的，好像浑身湿漉漉的，又感觉有点口干舌燥。

这个故事和《爱乐之城》的热情与莽撞完美匹配，也正是典型的好莱坞式人造高潮。换言之，这种事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去做的。

并非所有的电影都需要这么拍，而且换一种拍法，同样可以拿到奥斯卡奖。

比如让阿斯哈·法哈蒂来讲这个故事，他的主人公大约是不会跳塞纳河的，她应该会像伊莉（《关于伊丽》，曾入围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那样，站在岸上，帮扑水的人照看小孩子。

《关于伊莉》（）

毕竟他的主人公们都不年轻了，再者，他们的牵挂太多。时常纠结于如何才能不做一件事情，如何避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免得伤人也伤己，如何留一点余地，不把事情挑明。

也许你会更喜欢《爱乐之城》那样的故事，但我，现在更喜欢阿斯哈·法哈蒂的故事。

阿斯哈·法哈蒂

法哈蒂是当代伊朗在国际上拥有最高知名度的一位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去世后，说他是伊朗影坛的领袖也不过分。他在五六年间，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比费里尼和伯格曼少，和黑泽明一样多。

别忘了，作为伊朗导演，他工作在全世界最严峻的审查制度之下。

他的代表作《一次别离》，说的是「一次」别离，离不开，剪不断，理还乱。《过往》里面，几个人都忘不掉过去，过去像风筝，飘远了还想拉回来，越放越远，可总有根线牵着。

《过往》（）

《烟花星期三》说的是未来，女孩下周就要踏进婚姻了，电影最后，她窝在车里，外面是放火度过祆（xiān）教新年的人们，到处是爆炸、火苗，走出去，很难不引火上身。

《烟花星期三》（）

《推销员》讲到了现在。说学校里一位老师和妻子一起表演话剧，因为住房变成危房，不得不在外借宿，不料某天妻子被陌生男人袭击，愤怒的丈夫根据一把车钥匙找到了凶手，他希望凶手在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面前坦白罪行，但没想到这个要求酿成了惨痛的后果。

《推销员》（）

法哈蒂的剧本向来以精巧细腻著称，他每次讲的都不只道德困境，还有困境上空罩着的那团稀薄、迟缓而且挥之不去的乌云，这团乌云偶尔会使冲突暂时偃旗息鼓，却按不住地平线下隆隆的躁动。气氛也因此更加微妙。

从一开始，影片就笼罩着不安。影片第一幕，市政施工撼动了主人公楼房的地基，整栋楼摇摇欲坠，大家纷纷逃离。

接下来的段落，是《推销员之死》的戏中戏，威利的大儿子不经意发现了威利的情妇，高大的父亲形象轰然倒塌。在亨利·米勒的原剧本里，这个段落让威利的大儿子失去了灯塔，人生轨迹急转直下。

《推销员》（）

看到这里，可能会以为电影会以父权的崩塌、或者某种权威的倒掉为结束，但很不幸，这部电影要说的是，即使它已经岌岌可危了，也不会有什么发生。人们会维护它，一切都会偃旗息鼓，不同的只是人越来越老了，或者，人慢慢变成了牛。

所有人不声不响地搬出政府野蛮施工造成的危房，没有人去维权；蕾娜遭到侵犯，不选择去报警；学生在课堂上被老师公开浏览隐私，却选择忍气吞声。

人是怎么变成牛的呢？

《推销员》（）

《牛》是GholamHosseinSaedi的一个剧本，后来年的同名电影成了伊朗新浪潮赫赫有名的发轫之作。《推销员》里尹麦德给学生放映的那个黑白电影就是《牛》。

《牛》（）

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哈桑有一头牛，这是全村唯一的牛，这头牛让他有一种特殊的地位，牛占据了他的整个生活。有一次他离开村子，他不在的那段时间，牛死了，乡亲们不敢告诉他，就说牛走失了。

哈桑成了没有牛的人，仿佛失去了台柱子，他去牛棚守着，慢慢地，他开始吃草了，像牛一样叫，觉得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牛。村民不忍心，埃斯拉姆和两个村民决定把哈桑送到城里医治，一路上哈桑并不配合，终于，温和的埃斯拉姆失控了，举起鞭子抽打哈桑，喊道「快走，畜生！」

《牛》（）

牛是哈桑的面子，虽然是个牲口，却反而圈定了他在社会里的位置，是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失去了这头牛，哈桑成了生存意义无处投射的空壳，他只好自己变成这头牛，以自我消化他的意义。

而为了帮哈桑恢复人的意识，埃斯拉姆则必须先像奴役一头牛一样驱赶和奴役他。一个人带动另一个人进入荒谬之中，并规训他。意识形态不断地再生产，滚动的车轮无休无止。

《牛》（）

所有人离不开这个系统，就如同布努埃尔的《泯灭天使》讲的那个寓言那样，意识形态带给人们的精神障碍，让几乎所有人都迈不开推门出去的那一步。

《泯灭天使》（）

据说什叶派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很喜欢这个作品。

一些顾忌，可能只是些小小的顾忌，比如面子、身段、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就足以把人重新拉回到这个看起来已经异常的社会里面，顺从和惰性维持着社会，即使它已经老朽、无力，就像《一次别离》里纳德的父亲和《推销员》里施暴的老头一样。

《推销员》（）

没有反抗，甚至很少抱怨，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彼此知道该从哪里适可而止。有选择地交谈，有选择地视而不见。因为从它那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所予求。

因此，在这儿，有点权力的人很容易滑向恶，因为成本低廉。恶好像只是某种失误。巴巴克「豪爽地」把凶宅租给朋友。出租车上的女人警惕坐在旁边的男人，很可能之前遭到过侵犯。尹麦德突然一改之前和蔼的形象，对学生不依不饶。

《推销员》（）

大家都在说谎。巴巴克表现得跟前租户没什么瓜葛，但看得出他们关系不一般。邻居自称听到下楼的动静就去追凶手，没能追上，但其实凶手只是个脚底受伤、连爬楼都费劲的心脏病老头。老头骗了家人35年，因为他的猝死，这个骗局永远没人拆穿。

推销员威利的悲剧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个平庸的人。可话说回来，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就不是悲剧吗？亚里士多德说，真正的悲剧是一个人没有特别地做好事，也没有特别地做坏事。

《推销员》（）

电影里，《推销员之死》成了人们释放情绪的管道。在戏里，他们的腰更直，可以哭，可以大声承认「他们把我当作空气，我一无是处，一无是处」。可以冲巴巴克拍桌子发怒。甚至可以哀悼，哀悼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

推销员威利已经死了，但是男女主角还活着。片尾，他们在卸妆，把老年威利的皱纹擦掉，也许最悲哀的是，两个人这时候还年轻。还有一个一个日子在前头等着。

铺妆。补妆。卸妆。生活永不止息。

《推销员》（）

要补充一句，《推销员》打破了伊朗的首周周末票房纪录。一定有人问，伊朗那么严格的审查制度下，为什么深刻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电影还能源源不断地拍出来？

用阿巴斯的话说，这恰好证明了《推销员》的艺术成就，他有一句名言：「如果审查官不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被剪掉，那就说明这部电影是一部好电影。如果一部电影被审查官剪掉了一部分，那它本来就应该剪掉，因为连审查官都居然看懂了！」

《推销员》（）

伊朗的电影审查严格到什么程度？用贾法·纳帕西的话说：「在伊朗，我们的精力和时间有80%用在与官方谈判，获得批准，20%用在拍电影上。」

一般都认为脱下镣铐，会比戴着镣铐跳舞更好看些，吊诡的是，这不一定。东欧剧变后，东欧各国电影迅速衰落，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突然转变，资金不足，再一个就是电影配额和审查的屏障一道被攻破，没了统购统销，又有国外竞争，国产片无法收回成本。

伊朗的优势在于，自从两伊战争后期以来，当局一直支持本土的电影创作，对外国电影引入有严格的限制，缺乏外部竞争，这给伊朗的本土创作提供了避风港，电影作者可以避开好莱坞的影响，拍出自己的特色。

《一次别离》（）

伊朗电影所以在国际上屡有斩获，一是其质量高，自成一体，再者是官方的力量不可小视，有「法拉比基金会」扶持青年电影人，为导演提供资金，国家有专门的机构帮着选送国际影展，打通电影节的关节。

伊朗的电影审查一共有四个步骤，前期如果剧本和卡司通过了审查，整个拍片和制作过程审查机构是不会干涉的，制作完成后，剪辑后的样片送审，审查机构决定是通过、删减还是禁映。伊朗文化的特点本就是委婉，很少单刀直入，先是寒暄、恭维，慢慢再切入正题。

《一次别离》（）

在应付审查上，电影导演也有自己的技巧，比如应付前期审查的阴阳剧本，对于后期审查，则故意在样片中剪进几个审查官能轻易发现的违禁镜头，好让其他更隐晦的段落暗渡陈仓。当然，像纳帕西那样存心与审查制度硬碰硬的拼命三郎就要另说了。

伊朗电检禁令里有些地方和好莱坞昔日的海斯法典一样荒诞，比如留胡子的男人不能扮演反面角色，不能有过于欢快的音乐，男女不能有肢体接触，电影里男人跟女人见面，为了避免握手，两人中肯定会有一个手上提着东西。

《一次别离》（）

儿童电影可以规避很多伦理方面的审查，而且能得到「青少年教育发展协会」的支持，所以不少导演选择拍摄儿童片。

少有外来资本的介入，伊朗电影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法，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自然光、现场录音、长镜头、开放式结尾，是大部分伊朗电影的共同特点。伊朗电影大都是小成本制作，像《一次别离》只花了30万美元。

《小鞋子》（）

在这个体系里，不少导演游刃有余，受它的约束，也得到它给的便利。阿巴斯就认为，没有限制，就没有中东的生活，伊斯兰革命之前那相对开放的四年，伊朗电影人没有拍出多少好的作品。

「没有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待，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的限制是什么。我不想借此说明限制是好的，或者说限制应当存在，但是它伴随着我们成长，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的内心世界。不仅仅是我的专业，在所有领域里都是如此：限制让人们更有创造力。」

阿斯哈·法哈蒂（右一）

伊朗有句谚语：果实丰硕的树都是弯曲的。这句谚语不只有一层意思。

别的国家苦于审查的导演，应该从伊朗电影人身上学到很多。审查制度它就在那里，创作还是要继续，好电影的标准也不会因此而降低，唯有加倍、加倍、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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