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东南亚纵横》年第1期。

作者

李轩志（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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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政治特点探析

19世纪50年代柬埔寨摆脱法属殖民统治后，西哈努克领导的“人民社会同盟”掌控了柬埔寨的政局。而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活力促使西哈努克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推出了他自己称之为“佛教社会主义”的理论，试图在不改变君主立宪政体的前提下，效仿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有益做法，以改变柬埔寨纷乱复杂的政治局面和落后的经济状况。尽管这种尝试最终在柬国内右翼势力和美帝国主义的联合夹击下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确实曾一度给柬埔寨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柬埔寨政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柬埔寨；佛教；社会主义；政治

年10月15日，被誉为柬埔寨“独立之父”的柬埔寨前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在北京逝世，他为柬埔寨的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六十年代，我曾给我领导下的《柬埔寨》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我相信这篇文章很重要，而且在本书中也还颇值得一提。……下面便是我当选为国家元首后写的《佛教社会主义》一文。我相信，文章完全能够清楚地告诉读者们，这是指导我党和我的政府为祖国服务的伟大思想。”西哈努克在这里所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按照传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他在不改变柬埔寨君主立宪体制的大前提下，以佛教思想为理论指导，结合柬埔寨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人民社会同盟”和效仿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改革与发展经济的可供借鉴的做法，努力进行国家建设的一次大胆尝试。

用西哈努克自己的话说，柬埔寨的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的，它的依据是被佛陀称之为“火炬”和“方法”的“真理”。西哈努克希望通过佛教的仁爱主义思想，用“自觉”、“自制”和“坚持真理”的信条唤醒每个人的正义之心，以实现推动国家建设、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理想。柬埔寨的“佛教社会主义”，尽管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有很大的差别，但它在提高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满足公众利益、主张公民权利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给上世纪50年代独立后的柬埔寨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

突出宗教思想和高棉传统的地位，通过成立“人民社会同盟”，实现国王、宗教、国家的有力结合。

年的日内瓦会议标志着柬埔寨的独立与主权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承认，同时会议也规定柬埔寨必须在年举行新的大选。实际上，早在年1月，一个由多党参与的新柬埔寨王国政府就已经成立，只不过民主党和人民派的力量并未涉身其中。然而，在年1月7日王国政府组织的一次关于“西哈努克争取独立之行”的民意征集活动中，民主党人的突然现身及人民派的反映让国内的保守派和西哈努克心生顾虑。

西哈努克意识到，要实现国家、佛教、国王“三位一体”的执政理念，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足以唤醒绝大多数国民特别是社会底层民众的政治组织，一方面可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在国内的蔓延，另一方面则能够在柬埔寨缔造一个国王和民众紧密联系的新局面。

于是，西哈努克决定主动把王位让给其父苏拉玛里特亲王，而他本人则凭借“国家独立之父”的名誉和威望，成立“人民社会同盟”，以佛教的仁爱思想形成最为广泛的团结力量，增强民族认同感，推行国家、佛教、国王“三位一体”的执政理念，实现宗教与国家建设管理的有力结合。

年3月22日，“人民社会同盟”正式成立，西哈努克在该组织的章程中明确注明了其“非政治党派”的性质，并指出“人民社会同盟”是代表每一位热爱祖国的柬埔寨公民和广大人民意愿的联合团体。“人民社会同盟”主张在宗教和国王紧密联系的前提下，保卫柬埔寨的国家独立和主权，重现以往的繁荣与辉煌。组织的目标，是培养自愿为国家事业奋斗的忠诚者，并把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效忠于国家、宗教和国王，以推动柬埔寨社会民主、公平、公正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进程。

西哈努克的尝试取得了巨大成功，柬埔寨历史上的伟大君主——阇耶跋摩七世的“亲民”形象和佛教“大公无私、利他主义、平等待人、善恶分明”的信条成为了他最为有力的“武器”，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许多小的党派为了表达对国王、国家的忠诚，纷纷追随西哈努克加入“人民社会同盟”，使其真正成为了一个有着广泛参与度的“大众组织”，不仅在国王和民众间形成了直接、有效的联系，而且削弱了其他政党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力，为大选的获胜奠定了基础。

二、

多党参选、“一党”独胜，柬国内政治派别复杂、斗争纷乱的局面有所改善。

年初，西哈努克开始尝试对年的宪法进行修改，并于2月19日正式颁布新的宪法修正案。根据新的规定，王国政府的负责对象已不再是国民议会，而是国王。此次修改宪法，也是西哈努克为修改选举法而做的准备工作，以确立实行“人民代表选举制”，并且通过规定“参选的人民代表须在各自选区居住3年以上”来最大限度地保障不同地区公民权利的实现。

年9月，柬埔寨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正式举行，尽管比原计划晚了5个月的时间。来自印度、波兰和加拿大的代表组成的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此次选举进行了监督，柬埔寨社会党（人民社会同盟）、民主党、人民派、国家民主党和东北部地区胜利党等党派参加了选举。但有些参选党派在选举前夕就因各种原因解散，而且有部分民主党人士转而投奔“人民社会同盟”。大选最终的结果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以“独立、中立、和平、民主、廉洁”的口号参选的“人民社会同盟”大获全胜，取得了82%的选票和全部的议会席位，民主党和人民派分获13%和3%的选票。

在年大选前后，民主党和人民派因种种原因相继解散。因此，自年大选以后，柬埔寨多党民主竞争的局面实际上已不存在了。西哈努克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的承诺，他凭借佛教“仁爱”的思想不遗余力地引导“各种出身”的人，把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广大民众紧密团结在一起，改变了柬埔寨摆脱法属殖民统治后政治局面复杂纷乱的社会现实，开启了柬埔寨政治发展的新格局。而扭转局势的最终原因，不仅要归结于这位柬埔寨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的个人名誉和威望，更重要的是“人民社会同盟”所推行和赖以发展的宗教理论基础，这种理论以其独有的魅力在柬埔寨的重建中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尤其表现在其对民众的“亲和力”和“号召力”方面，就像美国人类学家塞雷纳·南达所讲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是以超自然的神秘方式实现社会控制。”而“人民社会同盟”正是依靠佛教的慈悲与博爱，把虔诚信教的高棉民众聚拢在一起，在一种颇具浓重宗教色彩、但强调“施惠于民”的治国理念的指引下，完成了对整个柬埔寨社会的“控制”。

三、

“人民社会同盟”力量不断巩固发展，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了柬埔寨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并在其中发挥作用。

“人民社会同盟”在大选中的胜利不仅仅来源于民众对西哈努克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充满友爱和公平公正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人们寄希望于西哈努克，出于对他的信任而加入“人民社会同盟”，对西哈努克即将给予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

西哈努克对这一点也有着清楚的认识。因此，在初步掌控全国政局的基础上，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和发展“人民社会同盟”力量，进一步发扬民主和实现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则继续主张把佛教教义融入国家政策，用佛教思想感染和培养“为民族的意识形态而战的可靠的、得力的战士”，不断向着他的理想社会摸索前行。

为进一步巩固“人民社会同盟”的地位，突出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西哈努克“双管齐下”，分别在中央和地方采取措施，加强组织的机构建设。一方面，在中央规定“人民社会同盟”的领导，由每年选举产生，候选人则来自西哈努克领导的中央委员会中的16名成员；设立全国代表大会，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另一方面，在地方各省，“人民社会同盟”致力于加强组织建设，成立省、县、乡各级分支机构，对入盟者进行登记和管理；组建地区基层委员会，实行日常行政工作分区化管理；吸收各县、乡级领导加入“同盟”，并出任地区“同盟”组织的领导职务，实现组织对地区行政事务的直接管理。同时，“人民社会同盟”规定不强制成员缴纳任何费用，而组织的活动经费则来源于政府财政和成员的自愿捐助，这不仅或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戴，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组织的影响力。

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和国王对民众的体恤，西哈努克还利用传统的政治生活方式，即允许各阶层的公民在王宫前集会，允许他们向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和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是提出批评。他还组织成立了高棉王家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劳动者联盟，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支持“人民社会同盟”的治国方针和政策。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和措施，西哈努克和他的“人民社会同盟”在政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柬埔寨政坛中无可匹敌的政治力量，不仅为普通柬埔寨民众创造了一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广阔空间，而且在努力提高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卓越贡献。

四、

突出宗教思想和高棉传统的地位，通过成立“人民社会同盟”，实现国王、宗教、国家的有力结合。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思潮之一，特别是在深受西方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和侵略的亚、非、拉各国，社会主义更是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对于西哈努克而言，面对刚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而取得独立的柬埔寨，如何快速、有效地稳定政治局势、推动国家建设、发展国民经济是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对前苏联、中国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给了西哈努克很大的启发，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国家建设让他印象深刻。西哈努克受过西方教育，比较开明，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无疑是欣赏和赞同的，并将其吸收为治国的方针和指导思想。他开始把自己的设想付诸于实践，通过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在自己所领导的佛教教义指导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融入社会主义的因素，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有益做法“为己所用”，这便是他构建“佛教社会主义”的大胆尝试。西哈努克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柬埔寨国民对佛教虔诚信仰的基础上的，它不仅是佛教的，而且是实用主义的，更是民族主义的。他把自己的几乎所有思想和活动都与佛教教义联系起来，从佛教那儿寻找根据，进行解释。用西哈努克自己的话说：“我们党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参照了关于社会方面最先进的佛教教义。”

在西哈努克看来，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并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而在于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以及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毫不妥协的立场和态度。当然，社会主义体制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所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也是西哈努克选择“佛教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他有选择地把佛教哲学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以“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立场和佛教主张公平公正的教义”为契合点、以“努力调动全民积极性，促进国家繁荣发展”为二者的共通之处，把君主立宪政体的柬埔寨和社会主义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西哈努克的改革使得柬埔寨的政治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国家最高决策权的转移便是其中一项。年1月举行的人民社会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人民社会同盟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决策机构，国民议会沦为讨论、批准和执行同盟代表大会决议的工具。从这一点来看，改革之后的柬埔寨所实行的君主立宪制，虽然在国家政治体制上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但却表现出与一般君主立宪国家很大的不同，国会依然存在但却丧失了决策权，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人民社会同盟的“人民代表”。

五、

推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在大国间寻求“平衡”，以佛教相互包容、彼此尊重的思想协调柬埔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柬埔寨宣布实施“和平中立”的政策。年9月11日，柬埔寨国民议会通过“中立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柬埔寨“中立”的外交政策。根据该法律规定，柬埔寨将严守中立，不参与任何军事联盟，不侵略任何国家，但保留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和向联合国及友好国家呼吁的权利。

西哈努克的“中立”依旧来源于他所崇尚的佛教理论，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言，“佛教从来都不允许他的信徒侵犯他人。相反，它不劝别人改变宗教信仰，而是竭力主张尊重别人的信仰。”这也就是为什么西哈努克在柬埔寨独立后的一段时间里，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又坚持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正常交往的重要原因。

西哈努克用阿育王的碑文来说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不要对别的教派说三道四，不要诋毁他们，相反，要尊重他们身上值得尊重的东西。”当然，在他的逻辑里，似乎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的，但这一点对于我们所探讨的西哈努克推行“中立”政策的佛教理论基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同样的，西哈努克对美国人的态度也并不是极端的，在他看来，佛陀和基督是一样的“神圣”。

西哈努克向世界表达了他愿意跟任何一个国家友好相处的愿望，当然大的前提是相互尊重、互不干涉。他的“中立”在一定时期内确实给柬埔寨带来了直接利益，不仅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可和欢迎，而且取得了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尽管这些援助数量有限且附带条件，但对于柬埔寨的国家建设而言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冷战的格局下，西哈努克理想的“中立”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他在柬埔寨进行政治改革的尝试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人最终支持朗诺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的“佛教社会主义”或许可以走得更远。

余论

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体，都会具有不同程度上的“信仰”心理，而宗教本身就是“信仰”心理的一种表现。宗教心理是人类生活中常见的一种心理现象，积极向上的宗教心理对历史的发展具有正面推动作用。在特定的前提下，宗教教义、宗教思想、宗教伦理和宗教精神支配下的宗教心理，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复兴和个性自由的动力。

对于西哈努克而言，宗教心理与国家建设发展密不可分，他把柬埔寨比作一辆马车，由两个车轮支撑。此二轮是一个国家，另一个是佛教。前者象征驱动的动力，后者为宗教道德。马车前进两轮必须同时同速运转，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柬埔寨在和平和精进的道路上稳步向前。西哈努克在柬埔寨“人民社会同盟时期”主张的“社会主义”，正是从宗教心理及其积极作用的角度出发，以佛教的思想理论为指导，以佛教教义所倡导的“仁爱、公平、公正”的“真理”为基础，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理论和有益因素引入柬埔寨的一次大胆尝试，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西哈努克将其自称为“佛教社会主义”。西哈努克的“佛教社会主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保留了封建君主，没有对整个社会的所有制结构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无法解释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柬埔寨学者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柬埔寨“佛教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者认为，他们的“佛教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柬埔寨的“佛教社会主义”是立足于佛教教义之上的。马克思教导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而“佛教社会主义”则教导被统治者要循规蹈矩，以善良和宽容之心面对一切。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柬埔寨也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因为“佛教社会主义”理论带来的体制改革使其不可能等同于一般的西方君主立宪制国家，它虽然保留了国民议会体制，但却以“人民社会同盟”的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国家的决策机构。

西哈努克的“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体现了佛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但与今天我们所讲的“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功能”有很大的区别。它是在不改变柬埔寨原有社会体制的前提下，以佛教哲学为基础、以“反对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为原则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益因素的借鉴。它把“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立场和佛教主张公平公正的教义”作为契合点，以“努力调动全民积极性，促进国家繁荣发展”为二者的共通之处，用佛教教义把柬埔寨的君主立宪政体和社会主义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激发了民众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热情，给柬埔寨的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有益之处。

当然，在承认佛教对特定历史阶段柬埔寨的社会发展存有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西哈努克实行的“佛教社会主义”体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柬埔寨国家统治阶层的利益，虽然广大民众被积极吸收到国家建设的队伍中来，但他们受到的教育是必须要循规蹈矩，对统治者毕恭毕敬，使得他们永远都无法触动国家最高统治者利益的根源，也紧闭了他们参与国家根本政治、经济体质改革的大门。此外，把单一的佛教思想上升到治国理论的高度，从长远来看必然是有一定历史局限性的，而且这种体制过于强调“自觉”、“自制”，使其在面对“不够虔诚”的反对势力时，不能及时有效地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加以遏制；特别是在冷战的背景下，选择了“社会主义”，无论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佛教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点小小的借鉴，都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被视为一种背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投向社会主义怀抱的表现，这也是导致这种体制最终在柬国内右翼势力和美帝国主义的联合夹击下退出历史舞台的重要原因。

北外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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