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乌云毕力格，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三、占星家、兀者麻儿陈与乌珠穆沁

前引史料明确记载，在16世纪时，乌珠穆沁由也里可温和乌珠穆沁两大部分构成，但是有必要指出，以上提及的也里可温人不是原乌珠穆沁的一部分，而是明代组成乌珠穆沁部时加入该部的。那么，原乌珠穆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乌珠穆沁”一词有何含义？接下来进一步探讨这件事。

以往人们对乌珠穆沁起源的研究，主要基于乌珠穆沁的一则民间故事：

以往，人们据此故事认为：乌珠穆沁来自今蒙古国西部的阿尔泰山、杭爱山一带，蒙元时期曾经是一个大部落；又根据他们家乡盛产葡萄一说，甚至遐想乌珠穆沁人蒙元时期曾经从事有组织、有计划、有市场的大规模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之业，他们是蒙元汗廷葡萄酒的供应者。

乌珠穆沁人这一故事融入了乌珠穆沁从拥有单峰驼的时代到17世纪30年代的历史，时间与空间这二者在故事中自由交替。这个故事里的“历史地理”从近到远大致可以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涉及17世纪历史。我们先看噶拉布商凯戈壁。噶拉布是有名的大戈壁，位于蒙古国南戈壁省的东南部，位于北纬42o—44o、东经o—o之间，是内外蒙古的自然分界瀚海的一部分。商凯是山名，此山位于东经o—o、北纬43o—44o之间，《大清一统舆图》上标为“商凯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标为“上海山”。故事中出现的两个形似梃子的哈达布齐山口和两个貌似门的乌德山口，均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境内。在17世纪20年代末，由于蒙古内部战乱，乌珠穆沁、浩奇特、苏尼特等部曾经一度投靠过外喀尔喀蒙古东部的车臣汗部，清太宗统一内蒙古以后，他们又于年归附清朝，迁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北部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所在之处。从喀尔喀南下时，乌珠穆沁部就是越过噶拉布戈壁，经过哈达布齐和乌德到达现在的乌珠穆沁，而不是从阿尔泰山、杭爱山来。所以，关于这些地名的记忆是相对晚近的。乌珠穆沁在车臣汗部滞留的时间不足20年，所以关于眷恋遥远故土的回忆不可能属于这个时期。

单峰驼

第二部分可能涉及蒙元时期，相关地名有阿尔泰山、杭爱山、霍尼迈拉克其和朵罗杭基纳克其。关于阿尔泰山和杭爱山的记忆有两种情况：

其一，不是指具体山名，而是泛指西北。西蒙古人中有“十三阿尔泰，二十三杭爱，三十三库奎”之说，依次指雪山、高山和林山，而不是具体指那些山脉。阿尔泰、杭爱在蒙古文学作品中经常登场，不一定都具体指这些山脉，而是形容蒙古地方。

其二，是确指阿尔泰山和杭爱山。霍尼迈拉克其和朵罗杭基纳克其亦复如此，一种可能性是具体地名，另一种可能性是泛指西北的游牧故土。作为具体地名，霍尼迈拉克其在清代学者徐松经过亲自勘察而绘撰的《西域水道记》一书中有记载。清朝曾在这里设边疆卡伦，喀尔喀人称之为“霍尼迈拉呼”，而卫拉特人则称为“辉迈拉呼”（“霍尼”和“辉”分别为东蒙古和卫拉特方言，均为“绵羊”之意）。此地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斋桑湖北部额尔齐斯河岸边。类似朵罗杭基纳克其名字的地方，在蒙古国西部巴彦乌勒给苏木西的中蒙边界上有一处，地名叫朵罗杭基纳乌尔山谷。这两个地方相隔甚远，不太可能是某一部族共同拥有过的“故乡”。

其实，乌珠穆沁故事中出现的这两个词未必是指这些具体地方。因为布里亚特蒙古人有一个古老传说中讲到，蒙古土默特贵族的一个女儿被迫远嫁布里亚特部落首领，临走时她渴望能够见到自己的心上人，但未能如愿，所以她创作了一首歌，其中唱道：

这就等于说相约在蒙古故土，因为马镫响、羊群叫就是蒙古族骑马放羊的游牧生活的写照。很显然，霍尼迈拉克其和朵罗杭基纳克其连用是一种习惯用语，不是具体地名，而且这样的习惯用语不只是被乌珠穆沁人，也为其他地方的蒙古人所熟知和通用，因此不能把民间故事中出现的地名等同于游记中的地名。实际上我们从故事中捕捉到一个信息，就是乌珠穆沁人的故土曾经在遥远的西北，已经足矣。如后文述及，乌珠穆沁和蒙古汗廷有关，所以乌珠穆沁人的这个记忆可能和定都哈拉和林的大蒙古国时期相关。

第三部分和乌珠穆沁的族源有关。众所周知，单峰驼不是中亚物种，而是生活在非洲和西亚的沙漠、戈壁、荒漠一带。在西亚，阿拉伯人豢养野生的单峰驼，至少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乌珠穆沁人从乘骑单峰驼、食用骆驼奶，到学会制作蒙古式的酸奶干和酪酥，游牧在马镫响、羊群叫之地的这一转变，大概可视作他们从西亚沙漠用骆驼迁徙的状态转变为蒙古草原地区游牧生活的一种追忆。

额尔齐斯河

这个故事中对乌珠穆沁部名的解释，显然是在故事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附会。就像乌珠穆沁人不再懂得“也里可温”为何意而把它演绎成“白痴”一样，有些人也不明白“乌珠穆沁”这个词的含义而用俗语源学将其解释为“葡萄种植者”了。蒙古语中的确用“乌珠穆”（üjüm）这个词指称葡萄。但是，有何依据把乌珠穆沁人和葡萄酒、葡萄种植业联系起来呢？从自然条件讲，传说中的杭爱山、阿尔泰山地方根本不生长葡萄，清代霍尼迈拉呼卡伦所在的斋桑泊一带亦是如此。从史实看，大蒙古国时期宫廷所需葡萄酒主要由高昌回鹘人提供，蒙古西征以后，中亚人也贡葡萄酒，元廷的葡萄酒则由西域和山西一些地方供应。大蒙古国时期出使蒙古的徐霆写道：

元人忽思慧《饮膳正要》也记载：

成吉思汗建国后，畏吾儿人归附蒙古，为蒙古汗廷进贡葡萄酒。畏吾儿人聚居区以哈剌火者（吐鲁番）、别失八里（吉木萨尔）为中心，这一带是葡萄产地，也是葡萄美酒之乡。在德国藏元代吐鲁番蒙古文文献中，有不少察合台汗王等颁给到畏吾儿地面征集葡萄酒使者的文书，这是元代畏吾儿人向蒙古贡葡萄酒的直接证据。因此，前文引用的蒙古文献记载是可信的：成吉思汗令察合台称汗于“白帽国”，白帽国人为成吉思汗“出三十户储藏葡萄之人”，意思是说，白帽国的人为蒙古提供葡萄酒。17世纪蒙古文献中所说的“白帽国”指畏吾儿地面。成书于—年的蒙古文《俺答汗传》中称叶尔羌汗国（—）为“白帽”，说俺答汗的将领在“白帽之哈密城”受到察合台后王的殷切接待。历史上，蒙古人从未从事过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更不用说存在一个从事葡萄酒生产的专业化的部族！17世纪蒙古文献的记载与蒙元时期的历史事实相吻合。

鉴于乌珠穆沁部中有不少撒儿塔兀勒人和也里可温，也许会有人质疑，虽然乌珠穆沁不是从事葡萄酒酿造的蒙古人，但会不会是西域葡萄酒酿造者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乌珠穆”（元代写法为“兀遵”）与葡萄酒酿造者并无关联。在蒙元时期的蒙古语中，葡萄酒并无类似“*乌珠穆酒”之类的名称，而是被称作bor。该词在《元朝秘史》中音写为“孛儿”，旁译“葡萄酒”，德国柏林所藏元代吐鲁番蒙古文文献中也多次提到bor和boraraki。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柏林藏元代吐鲁番蒙古文文献中和bor同时出现的还有bor?i和bor?in（bor?i的复数）。在别帖木儿（Bigtemür）的令旨里写道：

此外，在另一份文书中还提道“阔阔不花为首的bor?in去了高昌”，在他们往返赶路时，可允准他们除了用驿马外还可以用另外四匹马。这里出现的bor指葡萄酒，-?i表示职业，指从事葡萄酒行业的人，所以按照蒙元时期蒙古语的习惯bor?i必指酿造葡萄酒的人无疑。按照元代译写蒙古语的规律，这个词可译写为“孛儿赤”（单数）、“孛儿陈”（复数）。据此可知，在元代蒙古语里早已有了专门表示葡萄酒酿造者的蒙古语称呼，而且该称呼与“兀遵”（üjüm，即现代人译写的乌珠穆）无关！这又进一步说明，把“乌珠穆沁”诠释为所谓的“酿造葡萄酒者”完全没有根据，是地道的俗语源学解释。

其实，乌珠穆沁与葡萄和葡萄酒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和蒙元时期的占星者有关，是从占星者演变而来。《华夷译语》为此提供了重要依据。《华夷译语》有多种版本，比如，火源洁、马沙亦黑编纂的洪武二十二年的木刻版，还有明清时期四夷馆和会同馆续编的多种木刻和手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收藏火源洁续编的《华夷译语》抄本，因为有年同样由火源洁等编写的木刻版，人们往往视二者为同一书，因此很容易忽视这个抄本。但是，火源洁续编的这部《华夷译语》与前者有很大不同，书中的蒙古语词都有蒙古文原文、汉文音写和汉译，而且所选头词也比年的版本多得多。该手抄本的“人物门”里有一个名词，蒙古文为üjemer?in，汉文音写为“兀者麻儿陈”，汉语译文为“阴阳”。这条记载让人眼前一亮！

（游戏乱入，非广告）

元明时期，“阴阳”指的是以天文学知识和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占卜、堪舆、择日之术。掌握这个学问的人也叫作“阴阳”或“阴阳人”。阴阳本来是中国内地的古老学问，在《易经》中有系统的论述。蒙古入主中原后，对阴阳学非常感兴趣，皇帝、驸马和诸王身边都有不少阴阳人。在皇帝身边从事占卜的术士深得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忽必烈身边的田忠良、靳德进、岳铉成等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元史》记载，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后人乃颜在忽必烈时期进行叛乱，正是因为受到了一位何姓阴阳人的鼓动。因此，乃颜叛乱被镇压后，元朝加强对阴阳人的管理和限制，于至元二十八年下令禁止驸马、诸王府邸留养阴阳人，并下令腹里和江南地区各路官司详查通晓阴阳之人，设立阴阳学校，设教授以训诲。各路每年向中书省选送优秀阴阳人，经考试合格者，留天文台工作，不合格者退回原路阴阳学。后来，阴阳学作为元代的地方学校普及到各州县。

由此可见，元代宫廷中从事占卜的术士、阴阳人的蒙古语称谓是üjemer?in。这个词的词根üje是动词，意为“看”，üjemer是从该动词派生出来的名词，后缀?in表示职业，所以本词的意思就是“看相的人”。汉语“阴阳”的蒙古语直译为arγ-abilig，所以üjemer?in很显然不是“阴阳”的蒙古语译语。üjemer?in是蒙古人对通过视觉看星辰天象占卜吉凶者的称呼。《卢龙塞略》中也记载，蒙古人“阴阳曰五金脉儿气”。五金脉儿气即üjemer?i（üjemer?in的单数形式），说明明代蒙古人还在用这个词。

《元朝秘史》里记载了另一个词“孛额思·脱勒格赤”，旁译为“师公卜人”。“孛额思”（师公）是巫师的复数，“脱勒格赤”（卜人）是占卜者，显然是指用羊肩胛骨或其他东西进行卜算的萨满巫师，是蒙古人乃至北方其他游牧人自古就有的传统占卜者。脱勒格赤的蒙古语原文为t?lge?in，词根t?lge，和t?lüge（替代）有关联，就是指以某种替代物（羊肩胛骨或线条等）卜卦之意，这与直接看（üje）天体预言是有区别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t?lge?in是对蒙古传统占卜巫师的称呼，而üjemer?in是对占星者的称呼，入主中原以后，蒙古人对中原地区的阴阳人也用üjemer?in呼之。

如此看来，乌珠穆沁（üjümü?in）就是兀者麻儿陈üjemer?in口语化的音变。在蒙古语中，以-r结尾的词后面接续后缀时，会发生两种现象：

一是辅音r要脱落，比如n?kür（伴当）+d（复数后缀）=n?küd（伴当们），baγatur（勇士）+d=baγatud（勇士们）；

二是辅音-r依旧发音，比如baγatur（勇士）+?uud=baγatur?uud（勇士们），otor（游牧营地）+?in=otor?in（游牧者）。

包括乌珠穆沁人自己在内的当代大部分地区的蒙古人对乌珠穆沁的口语称呼是üjem?in，而科尔沁方言中称乌珠穆沁仍为üjemer?in。üjümü?in是清朝初年书写口语üjem?in时产生的一种特殊形式。

乌珠穆沁就是元代的兀者麻儿陈，但也必须明确指出，他们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西域。元人译兀者麻儿陈为“阴阳”，只是因为其职业和任务与元朝内地的“阴阳人”相似。

soyombo索永布上的阴阳鱼图案

结论

考证至此，笔者最后总结一下本文的内容，并提出结论。

本文从答言合罕身边出自乌珠穆沁部被称作“把失”的占卜者入手，论述这位占卜者所属乌珠穆沁部和蒙元汗廷中西域人占星家群以及也里可温、撒儿塔兀勒等来自西域的色目人的关系，揭示了乌珠穆沁的渊源与名称来历，讨论他们是如何融入蒙古人中的。

自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在蒙元汗廷中存在一批为大汗预告吉凶并献策的占星家。他们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突厥人地区，既有景教徒，又有伊斯兰教信仰者。历史记载中成吉思汗时期的聂思脱里派星者，鲁不鲁乞亲眼所见的蒙哥汗宫廷中亚美尼亚修士薛尔吉思和他的“占卜者们”，在忽必烈身边的叙利亚人爱薛和来自波斯的札马剌丁，以及马可·波罗讲述的汗八里大量星者，等等，均是见于史书记载的蒙元汗廷中的西域占星家们。蒙古人一直称这些占星家为“兀者麻儿陈”，以别于蒙古内部传统的占卜者——“脱勒格赤”。因为元朝阴阳学很受重视，且宫中“阴阳人”的角色与西域占星者类似，所以元代翰林把“兀者麻儿陈”译作“阴阳”，换句话说，在元代占星家们汉语叫作“阴阳人”，而在蒙古语里仍然被称为“兀者麻儿陈”。“兀者麻儿陈”和“乌珠穆沁”是同一个蒙古语词在不同时代的汉字音写，意思都是“占星者”。乌珠穆沁人的传说中认为，他们的祖先是骑着单峰驼从西北方向穿越沙漠来到了现在的居住地，反映了他们对西亚起源的古老记忆。蒙古地方素无单峰驼，人们不可能杜撰出一个自己并不认知的物种来，这个内容应该属于文献学上“抽象的遗留性史料”。正因为占星者们来自西亚和中亚，所以在其他蒙古人史书中乌珠穆沁人又被称作“撒儿塔兀勒人”（意即“西域人”，相当于汉语中广义的“回回”）。所以，无论是汉文、拉丁文、波斯文和蒙古文的史料，还是蒙古人传说中的核心信息都证明，乌珠穆沁（兀者麻儿陈）就是西域的占星者。

那么，占星者及其所属人口是怎样融入蒙古人中的呢？兀者麻儿陈（乌珠穆沁）作为蒙古汗廷中的占星者，必须始终跟随大汗身边。在大蒙古国时期，蒙古都城在哈拉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余公里），占星家们必定亦在那里生活，前文已经提及，鲁不鲁乞就是在哈拉和林的蒙哥汗宫廷里亲眼见到过占星者们。蒙古第三任大汗贵由及其继承者蒙哥汗的宫廷均在哈拉和林，仕贵由汗的爱薛和为蒙哥汗效劳的札马剌丁等人在上都忽必烈身边的出现，可以反映出兀者麻儿陈从漠北地方迁到漠南汉地的轨迹。也就是说，因为忽必烈在金莲川建上都，后又定都汗八里，占星者和他们的老少营也必须从漠北来到上都和大都。这应该是现在乌珠穆沁人从遥远的西北迁来的轨迹，也是他们历史记忆的根源所在。

随着皇室来到上都和大都的占星者，在年元朝灭亡、蒙古汗廷退居草原后，他们也不得不随着朝廷退回蒙古。从那以后直到15世纪中叶，蒙古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战乱，这也是蒙古各政治势力和部族力量进行长期较量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其结果，形成了蒙古中央六万户和原东道诸王势力范围内的诸万户以及西部瓦剌蒙古各万户，而各万户下面又形成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鄂托克、爱玛等。昔日的占星者们形成以兀者麻儿陈命名的一个鄂托克，在15世纪初的历史记载中再次现身。

兀者麻儿陈作为大汗身边的集团，由他们组成的鄂托克理所当然也属于大汗直属的察哈尔万户下。根据当时形成万户、鄂托克的规律，新社会组织的统治者除了新贵外，其余都是蒙元时期最具势力、最有根基的人物，而万户和鄂托克的名称也都与统治者所属的集团或组织有关。兀者麻儿陈鄂托克之所以冠以此名，是因为鄂托克的统治集团是昔日宫中的占星者。虽然还没有发现直接的记载（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有直接的记载），但从元代怯薛军、阿速卫等皇帝周围的组织在明代形成同名社会组织的规律来看，兀者麻儿陈鄂托克的形成经历了与此类似的轨迹：作为占星家的兀者麻儿陈在蒙元汗廷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元廷撤出大都时，他们连同所属人口跟随皇帝去了蒙古草原。蒙古汗廷重新游牧化，蒙古各部再次整合时，兀者麻儿陈利用在皇帝身边的特权和实力优势，在战乱中收集了很多人口，组成了新鄂托克，鄂托克之名就叫“兀者麻儿陈”（清代汉语里写成“乌珠穆沁”）了。我们很难说兀者麻儿陈在新鄂托克中到底占多大人口比例，但鄂托克之名足以说明，他们在鄂托克中处于统治地位。

兀者麻儿陈是鄂托克中的统治者，但这并不等于说组成鄂托克的人众都是占星者。如前所述，在17世纪时，兀者麻儿陈鄂托克中还有也里可温、撒儿塔兀勒、失剌努惕（siranud）、罗思臣（laos?in）、塔巴惕（tabad）等大小集团。在其中，也里可温和撒儿塔兀勒是原本来自中亚、西亚的景教信徒，他们不是占星者，而是以各种身份经过多种途径来到蒙古地方的西域人。在15世纪时，这些西域人早已蒙古化，可能因为和占星者有某种历史与文化关联（比如曾经都是色目人、信仰一致等），形成新鄂托克时归入兀者麻儿陈的麾下。这些集团的人口不一定占少数，但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所以没有能够成为鄂托克的最高统治者，鄂托克没有以他们的名称命名，他们的名称只能是兀者麻儿陈下属次集团的名称。除了也里可温和撒儿塔兀勒，剩下的失剌努惕、罗思臣、塔巴惕等其他分支，也是在兀者麻儿陈鄂托克形成时参加进来的。他们原先的部族归属都不是十分清楚。兀良哈万户下有失剌努惕者，明人称之为“黄毛达子”，或许是16世纪蒙古各部消灭并瓜分兀良哈万户时加入兀者麻儿陈鄂托克的。罗思臣在《大黄史》中被说成是成吉思汗胞弟合撒儿的属民，如果真是如此，何时进到兀者麻儿陈鄂托克中不得而知。关于塔巴惕不见记载。总之，这些人可能都是在元亡后百年混乱中被整合到兀者麻儿陈统治下的。

入清以后，兀者麻儿陈在汉语文献里被写作乌珠穆沁。乌珠穆沁部在清朝被编为两个扎萨克旗。扎萨克旗下设若干扎兰（满洲语jalan，汉译为“甲喇”），扎兰下再设苏木（满洲语niru，汉译为“佐”），扎兰和苏木各有名称。乌珠穆沁右旗有5扎兰21苏木，左旗设2扎兰9苏木。苏木依然还保留着历史上乌珠穆沁部下辖各支的名称，比如布里耶臣苏木、大噶乞勒苏木、小噶乞勒苏木（都是原也里可温的分支）、撒儿塔兀勒苏木等，此外还有失剌努惕扎兰和失剌努惕苏木以及罗思臣苏木。

总之，随着13世纪蒙古远征，中亚和西亚一时进入蒙元版图，丝绸之路沿线的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也迎来了空前活跃的时代。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单纯的商业贸易路线，它还是一条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的路线。蒙元时期，大量的景教徒和回教徒或被迫或自愿来到中国，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各种文化，而且本身也逐渐华化、蒙古化。本文的论述说明，蒙元汗廷中素来有大量的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占星者，他们被蒙古人称作“兀者麻儿陈”，在汗廷中享有崇高的礼遇；元朝灭亡后，这些占星者和他们的家族随蒙古人到了草原，进一步蒙古化并游牧化，利用昔日在汗廷中的根基和因此拥有的实力，在战乱中兼并和收集源自丝绸之路沿线的景教信仰者等人口和其他众多蒙古百姓，形成了新的蒙古游牧集团，形成了明代蒙古的名为“兀者麻儿陈”的部族，这个名称到清代后演变为乌珠穆沁了。

西方的占星者兀者麻儿陈以及也里可温、撒儿塔兀勒等外来人口同蒙古部众一道成为新的蒙古游牧部族这一事实，是丝绸之路沿线民族融合和不同文化交汇交融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55]Na.布克哈特、Ba.札丹巴编：《乌珠穆沁传说》，第1—5页。

[56]相关论文可参见别勒古讷台·纳·布和哈达编：《乌珠穆沁研究》（蒙古文），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年，第1—页；代表性观点可参见高·阿日华：《乌珠穆沁蒙古人》（蒙文），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21—37页。

[57]邹世诒、宴启镇绘，李廷箫、汪士铎校：《大清一统舆图》北3卷西3，同治二年（）刊。

[58]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卷》，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年，第55—56页。

[59]徐松：《西域水道记》，朱玉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60]宝敦古德·阿毕德编：《布里亚特蒙古简史》（蒙古文），华赛·都古尔扎布校订，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年，第12页。

[61]首先额勒松在《乌珠穆沁的名称》一文中提出了这个观点，接着波·都嘎尔、那·特木其勒图、高·阿日华等人纷纷响应。相关论文可参考别勒古讷台·纳·布和哈达编：《乌珠穆沁研究》（蒙古文），第1—39页。此外，也有人提出了乌珠穆沁为“好奇”、“（在哨卡）巡视”等推测，参见额勒松：《乌珠穆沁的名称》，别勒古讷台·纳·布和哈达编：《乌珠穆沁研究》（蒙古文），第1页。

[62]彭大雅：《黑鞑事略》，徐霆疏证，北京：中华书局，年，第13页。

[63]忽思慧著，尚衍斌、孙立慧、林欢注释：《〈饮膳正要〉注释》，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64]DalantaiCerensodnomandManfredTaube，DieMongolicaderBerlinerTurfansammlung，Berlin：AcademieVerlagGmbH，，pp.-，-.

[65]Erdenitunumalneretüsudurorosiba（直译为《宝贝汇聚经》，学界根据其内容一般称作《俺答汗传》，本文称“蒙古文《俺答汗传》”），呼和浩特：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第11页b。

[66]《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经部·华夷译语》，第7页。

[67]关于bor一词的词源和词义，克劳森认为，蒙古语的bor来自突厥语，突厥语则借自中古波斯语的bor/bwr，而波斯语的该词则源于表示“葡萄酒”的希腊语词boradsa（SirGerardClauson，AnEtymologicalDictionaryofPre-Thirteenth-CenturyTurkish，Oxford：AttheClarendonPress，，p.）；黄时鉴认为，boradsa一词是bor和adsa的复合词，意思可能是“葡萄烧酒”（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尚衍斌等根据《元朝秘史》中的bor（葡萄酒）和darasu（酒）两个词进一步指出，bor指“葡萄酒”，而darasu指“葡萄烧酒”（忽思慧著，尚衍斌、孙立慧、林欢注释：《〈饮膳正要〉注释》，第页）。

[68]DalantaiCerensodnomandManfredTaube，DieMongolicaderBerlinerTurfansammlung，pp.-，.

[69]DalantaiCerensodnomandManfredTaube，DieMongolicaderBerlinerTurfansammlung，p..

[70]D.Cerensodnom和M.Taube两位学者将bor?i译成德文为EinsammlerderWeinabgaben（收葡萄酒税的人）。这个翻译是不正确的。名词后面加后缀-?i表示职业是蒙元时代蒙古语的规律，比如ildü（大刀）+?i=ildü?i（云都赤，司刀即大汗宫帐门卫），jam（站，驿站）+?i=jam?i（站户）等。收税人蒙古语另有专门称谓“dem?i”（德墨齐），这一称谓直到明清时期一直使用。

[7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经部·华夷译语》，第页。

[72]关于元代的阴阳学，请参见叶新民：《元代阴阳学初探》，《蒙古史研究》第6辑，第49—57页；陈高华等：《元代文化史》，第—页。

[73]该词在蒙古文《俺答汗传》中还能见到。该书记载，俺答汗远征瓦剌，在战斗中“瓦剌之兀者麻儿陈”（oyirad-unüjemer?in，瓦剌的占师）发现俺答汗“身体发光”而为之震惊（第12页a）。这里提到的üjemer?in（占师）还是指通过视觉发现某种现象者，和t?lge?in有区别。

[74]郭造卿：《卢龙塞略》卷19《译部》，《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6辑，第页。

[75]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第页。

[76]郭造卿《卢龙塞略》卷19《译部》载：“卜曰脱列格赤。”（《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6辑，第页）

[77]这点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比如，皇帝的直辖万户名称为察哈尔，该名源自忽必烈生母私属人口；应少卜万户的名称来自为服务巡行两都之间的皇帝和达官贵戚而设的云需府总管府名；大汗直辖察哈尔万户下辖的克什克腾（Kesigten）鄂托克之名是皇帝身边的近卫军首领——怯薛丹（Kesigten）名；应少卜万户下阿速特（Asud）鄂托克之名是大都卫戍军队阿速卫名；等等。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名称反映的是这个新集团的统治者及其所属集团的状况和地位，而绝不是说其基本部众在过去也都和他们共属同一个集团。明代形成的蒙古部中不仅有蒙古各地、各部族、各种组织的成员，而且还包括有元一代蒙古化的许许多多外国、外族人等。

[78]参见宝音德力根：《关于兀良哈》，乌云毕力格、娜仁高娃编：《硕果——纪念札奇斯钦教授80寿辰》，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年，第33—34、39—40页。

[79]佚名：《大黄史》，乌兰巴托：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年萨·楚仑影印本，第31b页。

[80]高·阿日华：《乌珠穆沁部落研究》（蒙古文），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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