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点阅“丁见印尼纪事”。本期开始，连载作者正在撰写的一部人物传记《杨兆骥：薪火传无尽》，叙述这位“非典型华商”的别样人生，希望您转发鼓励。本人在此向您道谢！

时光回溯到年，当时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首次设立了一个名为“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政府奖项，旨在表彰在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翻译家、作家和出版家。

到年的14年间，该奖项的评选与颁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已隆重举办了13届，全世界共有来自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西班牙、保加利亚、埃及等国33人获此殊荣。

其中有一位耄耋之年的印尼华人杨兆骥，于年7月举办的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评选中，荣获了这个奖项，中国政府发给奖金十万元人民币。

杨兆骥也是迄今为止， 获此奖项的印尼华人。

一

在印尼这个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华人上千万，工商业者占绝大多数。出名和不出名的工商大佬，各显光芒。

但是，如果要在这些成功人士中，找到一位矢志不渝坚守文化事业的代表，这个人就是杨兆骥。

反过来说，在那些真正有水准的文化人里，要论商海沉浮，发达显贵，亦非杨兆骥莫属。讲通俗一点，他是华商老板中少有的 文人；又是文化人里少有的商界精英。

六十年前，他跻身于华侨文化界新锐的行列；二十年前，他开办了印尼 专营中文图书的书局。在这个华文被禁锢32年才重见天日的国度，他毕生躬耕华文出版，致力推广中华文化，逾古稀而不辞，历风雨而不悔，以老迈之躯，传承不灭的薪火。诚心可鉴，青史流芳。

年出生于印尼的杨兆骥，今年已进入88岁的米寿之年。

他是寒门出身的第二代华裔，在偏远海岛松巴哇长大。少年时代，由于日军南侵，兵荒马乱，他13岁才上小学，既不会讲中国话，也不会讲印尼语，只会说松巴哇当地的土话。但不到30岁，便成为一位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不仅精通中文、印尼文，还通晓英语和日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编纂出版了《印度尼西亚语外来语辞典》和《印尼语词意辨析》专著，成为印尼华侨当年不可多得的工具书。

杨兆骥早年当过华校教师。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他与印华文化斗士陈燕生、胡克智等人创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翡翠文化基金会”，并共同主编过风靡侨界的综合性月刊《印度尼西语学习》。

在华文惨遭禁锢的时代，他投身商界，开印刷馆谋生创业，也做国际贸易，均获成功；印尼民主改革之后，又开办书局，耗费无数心血钱财，组织编纂出版中文教材，影响深远。

他集教育家、出版家、翻译家、编辑和商人于一身，走过峥嵘岁月，属于经历过大时代的那一辈华人。他是文坛俊杰，商海弄潮，跌宕起伏，未忘慈悲为怀；也能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曾将多位失业的华校同事安置在他的公司。

中青年时代的杨兆骥，身长面白，玉树临风，有着明星般出众的相貌，年逾古稀，仍是风度翩翩，十足老帅哥一枚。

这样一个人物，如果事业有成，英俊而多金，又有学问，再加上才情迸发，交友广阔又多愁善感，生活阅历想不丰富也不可能。故而一生之中，难免留下几多“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香艳故事。

一般而言，成功的人，性格都是复杂的。杨兆骥也是如此——性格中既有生意人精明老辣，善于捕捉机会的一面，也有文艺人士至性至情，风流倜傥的魅力特质。他懂官场、识江湖，有手段，善交际，喜欢美女，温情脉脉，享受美食，听到曼妙深情的歌曲，亦会感动流泪，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有时也发脾气，不耐烦，严厉而急躁，但终其一生，未改敏感浪漫情怀。

有意思的是，作为日本阪田油墨在印尼东部的总代理，杨兆骥长期从事的这个生意，虽然赚钱却鲜为人知。而作为“全印尼 专售中文图书”的联通书局老板，他苦心经营的这个行当，却因多年亏本而在所不惜，令其声名远播。

直至80岁时，荣获“第七届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下图五系杨兆骥先生）。

有人会问：开一间书店有什么稀奇？何以受到如此隆重的表彰！

我想说的是，联通书局虽小，但是在印尼，带给这个时代的意义无法磨灭。

阅读下文，或许可以解读杨老的当之无愧。

二

这是年12月，笔者写了一篇有关杨兆骥先生的文章：

《他86岁，为何十八年矢志不渝做一桩亏本生意？》

半个月没去“班芝兰”唐人街了，多少有些念想。

前天有事，到卡查玛达中国城，回来路过陈旧杂乱的“班芝兰”，顺便小逛一下，人群熙攘，一如既往。

老街班芝兰（Pecinan），自荷兰殖民时期便是商业繁华之处。在此开店做买卖的以华裔居多，逐渐形成雅加达有名的唐人街。

走向那间熟悉的“联通书局”，打算像往常一样进去看看，挑两本书。店铺一间间踱过，竟未看见书店那两面宽大明亮的玻璃橱窗，折回头再找一遍，才发现骑楼下有一暗处，铁门紧锁，原来此地联通书局已经停业，门口只剩两个卖日历及少许课本的小摊位。

难道这间“全印尼 专卖中国大陆图书“的店铺，熬不过长期亏损，最终也被迫倒闭关张了吗？两星期前我还进来转过啊！

或者，是其年迈的老板杨先生——他老人家已经……望着眼前情形，我心里一沉，不忍再往坏处想了。

我想写写这间书店，不仅因为我是它的常客，数年前还曾与其老板杨兆骥先生有过一段交往。

印尼中文图书市场沙 之后，它是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

说起联通书局，虽然只有两间店面，但在当代印尼华社乃至海外可谓大名鼎鼎。雅加达六七十岁年纪的华人没有不知道的，打开网络，在谷歌、百度输入“联通书局”四个字，上百条相关报道即会扑面而来。

看似普通平常的一间书店，何以名气如此之大？

皆因印尼往昔排华岁月，直接导致两代华人的文化断层，从而变成了中文沙漠，联通书局就在开禁之后，成为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之上的一朵雪莲。

杨老在他的联通书局。

事实上，在年代印尼和中国交恶之前，早期雅加达班芝兰的中文书店曾经相当繁荣。

据八十多岁的前华校老师陈正祥先生回忆：

苏哈多时代彻底毁了两代人的中文教育，造成现今许多55岁以下的印尼华人，不识中文字，不会说中文，由此所造成的文化断层，至今仍无法预估还需要多久才能弥合上下两代之间的鸿沟。

年苏哈多下台，印尼的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爪哇岛，从雅加达到泗水，从万隆到三宝垄、梭罗、日惹；在西加里曼丹，从坤甸到山口洋；在苏门答腊，从巨港、楠榜再到棉兰，甚至连吉里汶那样偏远的小岛渔村，到处可以听到华人儿童朗诵华文的读书声。华人老一辈和他们的孙子（中间一代完全不谙汉语，历史造成的缺憾已无法弥补）渴望学习中文，通过中文追寻自己祖先的文化。

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经印尼教育部批准，在雅加达举办32年来首次中国大陆中文图书展。有过多年图书出版经验的华人杨兆骥先生应邀协助，五天销了多本中文书籍。之后，代表团请他担任公司在印尼的总代理。

年2月，印尼政府禁锢华文的条例尚未解除，杨兆骥的联通书局首家书店就在泗水开业，这是时隔35年，中文书店重现印尼首例。

同年4月，联通书局所属的第二家书店在雅加达西区开业，年4月又在苏岛棉兰开了第三家。后来雅加达也陆续出现了其他的华文书店，但规模和影响力都无法与联通书局相提并论。

昔日雅加达联通书局内景。

一时间，似乎中文图书在印尼的第二个春天已然来到。

然而，好景不常，中文书籍热销的形势很快就变得冷清起来。

还是在年的时候，杨兆骥就对中国媒体记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联通书局一路走来，惨淡经营，步履维艰。年老读者逐渐凋谢，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的利润远不能支付成本。为长期坚持下去，杨兆骥不得不关闭了泗水和棉兰的书店，只留下了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这一间。即便如此，也仍然入不敷出，每月的店租和人工费需要补贴一千五百万印尼盾，大约相当于六七千人民币。多年来，他只好一直通过其他事业赚到的钱来弥补书店的亏损。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他这一辈华人精神世界最本质的特征

笔者 次去联通书局买书，是年。后来经人介绍，又认识了老板杨兆骥先生，当时他已经74岁，面相端庄，身材高大，风度气质都很好。杨兆骥年轻时华校高中毕业，后来又读过印尼文的大学，除了有深厚的中文功底，他本人还精通印尼文和英文，并且会说日语，属于老一辈印尼华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

晚年的杨兆骥和夫人蒋愫珊回中国旅游在长城留影。

在一些公众场合，杨老谈吐高雅，喜欢讨论文学和历史问题，像是一位大学教授。私下里和熟悉的老友聚会，久经商海江湖，阅尽滚滚红尘的他，也会回忆几段当年去日本经商时与东洋空姐和少妇邂逅的艳遇，说来同样是妙趣横生，活色生香……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东京与日本友人在一起。

年轻的杨兆骥在台湾和高山族女孩欢快地舞蹈。

年，杨老和夫人有一次去福州，我当时在国内。他打电话找我，我就跑到他们夫妇住的酒店，尽了一番地主之谊。后又陪两位老人前往长沙，并在当地朋友曹孱带领下，一同去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

此次近距离接触，杨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长沙湖南省博物馆，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件 的素纱禅衣时，听解说员讲到，这件西汉时期年前制作的纱衣，长1.28米，且有近2米的长袖，重量仅49克，还不到一两，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用巧夺天工形容绝不为过。年前中国古人制作技艺之高超，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杨老听罢，先是睁大眼睛，死死盯住展台玻璃，仔细打量了好一会儿，随即又双目紧闭，脸上的肌肉微微颤抖，内心仿佛痉挛了一般。再睁开眼时，泪水便无声地滑落下来。

一旁的讲解员姑娘见状吓了一跳：“老先生，您怎么啦？”

老人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小声回答说：“小姑娘，不好意思！我这是感动的流泪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祖先的创造实在了不起。你们年轻人可能不能理解，像我这样年纪的印尼华侨，对中国传统东西的迷恋。”

从韶山回来的路上，杨老告诉我，五六十年代，他是印尼非常进步的华侨青年，“哎呀！真是爱国爱的不得了，而且受那个时候左倾思潮的影响，我完全认同大陆的红色宣传，对 抱有很深的敌意。”

“结果到七十年代，印尼和中国断交了还没有复交，很多华商去不了大陆，就跑到台湾找商机做生意。我那个时候也去台湾，因为是左派，一开始我还是带着一些政治成见，结果下了飞机，坐计程车去市区，司机一和我说话，地道的国语，还有中国传统的话题，我顿时感到有说不出的亲切。再看到台北街道上的各种中文招牌，都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啊！我马上打消了成见，对台湾产生了好感。你看，这就是文化认同的结果。”

杨先生上述心路历程，再度说明一个事实：无论政治如何分裂演变，中华文化底蕴的深厚绵远，始终是他们这一辈受过良好中文教育的海外华人的生命本质里最系恋的一部分。

晚年在北京大学校园拜谒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墓地。

自那次杨老和夫人中国之行回来，我们在雅加达又见过几次面，后来接触就渐渐少了，再加上手机升级换代，我在印尼的号码亦随之变了两次，时间一久，便与杨老中断了联系。

文友记述的杨兆骥

有关他的人生经历，我也是在相关报道中陆续了解的。

在众多有关杨先生的报道中，他的老友林峰写的这篇较为全面，摘编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