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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一时候就开始念叨着要记录生活，再剪点儿东西出来，结果到毕业也什么都没剪出来。

从暑期学院入职培训开始就想着要记录这两年，结果到现在还是什么也没剪出来。

空余一堆素材堆积散落在手机电脑U盘硬盘的角角落落，无人问津。

恰好这个夏天接了个剪我们片区上一届支教老师毕业视频的活，于是决定顺便在拍东西剪东西这一块充充电，故有此板块。

影评

《北方的纳努克》

“无限的广袤、近乎荒谬的单调、寂寥的空间、凛冽刺骨的寒风和无休无止的白雪”，[1]这是北极独特的自然魅力，也是爱斯基摩人每天要面对的生存环境。自少年时代起就成为了加拿大荒野上的勘探者的罗伯特·弗拉哈迪，在年——他29岁那一年，开始学习电影摄影，想要用这项诞生于现代社会的技术去记录那些“北极的主人”的生存样态。但历经底片的损毁、反复的拍摄以及发行公司一开始的冷遇，直到年，一部凝聚着20年探险经历和近10年摄制时间的电影——《北方的纳努克》，才终于出现在人们面前。▲影片海报这部影片一经问世，便几乎受到所有评论家的称赞，在美国大获成功，在外国也颇受欢迎，很快驰名世界。甚至30年后，在年曼海姆电影节上，来自各国的纪录电影作者评选优秀纪录片时，《纳努克》依旧名列前茅。[2]盛誉往往也会伴随争议，先驱往往留给后世启迪。《北方的纳努克》作为第一部纪录长片，为后世的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究的问题。本文将从这部影片的拍摄手法和拍摄内容入手，探讨两个这部影片引发笔者去思考的问题。一.再现的真实违背了纪录片的原则吗？弗拉哈迪并没有纯粹采用观察类的手段来拍摄《北方的纳努克》这部影片，相反，他动用了一些技巧，比如“以所拍摄的影像去刺激被拍摄对象，也包括一定的组织和搬演”[3]，也正因此，这部影片引发了直至今日仍回荡不已的争论：究竟什么才是纪录片的真实？在《纳努克》中，主人公的衣服及装备来自他祖父的时代，片中的冰屋为了保障拍摄时光源充足而拆去了屋顶，著名的用原始方法猎取海象的镜头则是经由纳努克本人提议去进行再现的——与其说电影记录了因纽特人的生活，毋宁说电影记录了因纽特人展演的过去的生活；与其说弗拉哈迪拍摄了一部偷梁换柱的直接电影，不如说他拍摄了一部明目张胆的真实电影——他不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者，而是本身参与到情节的构建中，成为了影片的参与者。[4]对于自己的这种拍摄方式，弗拉哈迪的解释是“要捕捉一件事的本质，通常得扭曲它。”[5]然而，这种再现的真实是否违背了纪录片的原则呢？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明确一下，究竟什么才是纪录片的原则，而这就关涉到了纪录片的定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约翰·格里尔逊就提出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而在《纪录片导论（第2版）》中，比尔·尼科尔斯提到了三种关于纪录片的普遍设想，即“1.纪录片观照现实，观照实际发生的事情”，“2.纪录片观照真实的人物”，“3.纪录片讲述真实世界发生的故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定义：“纪录电影谈论与真实人物（社会演员）相关的环境和事件。真实人物在故事中按照他们的本来面貌向我们现身说法，对影片所描写的生活、环境和事件表达令人信服的主张或看法。电影制作者独特的观点将故事整合成一种直接观察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一个虚构的寓言。”[6]纵观以上定义，不难看出“真实”是我们界定纪录片时的核心词。因此，要想判断“搬演”等“再现真实”的手段是否违背纪录片的原则，关键就是看我们如何定义“真实”。而定义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划界问题——当“真实”成为划定纪录片与非纪录片的标准，我们就需要再次明晰这个标准本身的内涵——究竟什么才叫真实？有人认为，真实就是客观的。然而，我们必须指出，不管介入程度几何，“拍摄行为”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极具主观性的活动——你的拍摄与剪辑，永远有你的视角和立场，因此你所呈现的，必然是你眼中的“事实局部”，而永远无法通达所谓“事实本身”——导演只可能问心无愧地说“我传达出了我心中想要传达的意图”，而无法斩钉截铁地断定“我呈现了绝对的真实”。所以，与其说纪录片的“真实”源自一种客观性，不如说它源自一种“传递真实精神的结构”——哪怕事实经过了选取，逻辑经过了重构，但这部影片传递的是真实的精神。[7]那什么样的影片可以称之为传递了真实的精神呢？这就关涉到了导演在拍摄影片时的目的——你拍摄这部影片，想要传递一种怎样的真实？是时间上的真实？还是逻辑上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是当下的真实，还是历史的真实？如果是后者，是在哪一种逻辑下叙述的真实？如果我们站在弗拉哈迪的立场上，不难发现，他想传递的，从来不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爱斯基摩人的真实生活状况——那时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影响；他想要传递的，是历史的真实。而这种历史的真实，对钟情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他来说，同时也是逻辑的真实——爱斯基摩人那被工业文明侵扰过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反而充满了虚假性。正如他自己所写：“我并非是想拍摄白种人对未开化民族的所做所为……白种人不单破坏了这些人的人格，也把他们的民族破坏殆尽。我想在尚有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遭受破坏之前的人格和尊严展现在人们面前。我执意要拍摄《纳努克》，是由于我的感触，是出自我对这些人的钦佩。我想把他们的情况介绍给人们。”[8]这位卢梭式的电影人，致力于将爱斯基摩人在冰雪中那种原始的生命力记录在镜头中，他对于自己的定位，是那古老文明的发掘者。他想要展现的，是已经逝去的诗意的真实——这是一种“隐藏的真实”。[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站在一种目的先行的立场上，根据弗拉哈迪的拍摄初衷来评价他的电影，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这部几乎运用了故事片的拍摄方式的影片，依旧是一部反映了真实的纪录片——因为再现的历史的真实，同样记录了真实。尽管这部影片的内容是经过选择和构建的，人声是缺席的，故事走向的阐释很大程度上还依靠着字幕与配乐，但它仍旧呈现出质朴的真实性。但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由于不同人对真实的界定不同，当我们在说《纳努克》是一部反映了真实的影片时，观众有权利知道它反映的其实是历史的真实——在给予观众知情权后，这种意义上的真实才能有更大的被认可的空间。二．什么样的拍摄视角是能引发共情的？《北方的纳努克》能引发人们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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