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20日，北京下了一场毫无征兆的倾盆大雨。

晚上21点，中科院院士、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家万卫星溘然病逝，年仅62岁。 的日子，他在病榻上对来看望的弟子只念叨了一个词：7月份——“天问一号”的发射日期。

短短两个月，成了这位“天问一号”首席科学家永远的遗憾。

年，还在读博的万卫星陪同64岁的导师，中国 空间物理学家李钧院士出差。李钧因心脏病史且身体不适，选乘了软卧车厢，陪同学生为节约经费则坐在硬座。

晚上，列车突然广播：软卧车厢有乘客心脏病发。万卫星和同学心知不祥，赶紧冲向导师的车厢，却已无力回天。

时值科研关键时刻，悲痛之余，万卫星扛下了老师未竟的事业。

怎料多年后，鞠躬尽瘁的万卫星走得比自己的老师还早。

11月1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第二届“科学探索奖”颁奖现场，万卫星的学生魏勇缅怀起了导师。

那是在他学术生涯的岔路口，一个关于火星的突发灵感让他决定花三年时间去异国他乡，做一个国内无人问津的冷门研究方向。

众人劝阻之时，导师站了出来，帮他解决了最关键的经费问题。

魏勇忘不了导师生前的劝勉：

深空探测看当代，行星科学靠未来。

1

毁灭你，与你何干？

小说《三体》用寥寥几个字，写出了几百年后，人类面对外星入侵时，如蝼蚁被碾死般的无能为力。

末日之战，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星际舰队，浩浩荡荡列成战阵，冲着三体人派来的小型探测器“水滴”炫耀地球文明武德之昌盛，却在顷刻间如同放鞭炮般被彻底摧毁。

只有一位年迈的物理学家提前察觉到了灭顶的危机。

“我这个两个世纪以前的人，现在居然还能在大学教授物理。”

《三体》用这个故事警醒着世人，前沿基础科学的竞争，决定了未来谁是蝼蚁、谁是赢家。

在中美 中，5G技术关系到通信产业的未来，成了科技战的最前线战场。

年11月，经过激烈竞争，华为等中国企业主推的极化码方案击败美国和法国方案，成为5G移动增强宽带场景在短码上的控制信道编码最终方案。

这是中国公司 次从概念研发开始，全链条介入的通信标准，是中国打入欧美垄断通信技术阵地上的一根桩子。

背后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却是土耳其数学家埃尔达尔·阿里坎。

阿里坎师出名门，博士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信息论之父香农的徒孙。

像很多同门一样，他本可以在美国接点容易出成绩的项目，过上名利双收的优渥生活，但却选择默默无闻，苦苦坚持寻找能够达到信道“香农极限”的编码。

（香农极限：指在会随机发生误码的信道上，进行无差错传输的 传输速率）

80年代，美国在里根政府的带领下，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走上了脱实就虚、贫富分化、资本泛滥的道路。

年，阿里坎受不了美国功利化的大学聘任制度与科研氛围，回到刚刚走出经济崩溃的土耳其，彻底从学术名利圈中消失了。

年，他终于明确地提出了极化码的概念，低调地发表了一篇23页的论文，严格地证明了极化码可以达到香农极限，实现了理论上的 突破。

同年，任正非带领科学家团队开始研发5G，在浩如星河的文献中发现了阿里坎的论文，投入巨资支持研究，开启了属于中国的5G时代。阿里坎也因此一鸣惊人，成为了5G极化码之父。

“一些美国的教授问我，为什么极化码没有出现在美国？”

在一次媒体采访时，阿里坎自问自答地说，美国的机制鼓励大学教授们做短期研究，尽可能多写论文。但如果每天都有人逼着教授们写文章，就出不了什么好结果。

从祖师爷香农提出“香农公式”，到阿里坎发现极化码，经过了60年的酷暑寒冬。这种旷日持久的课题几乎是不可能被美国大学通过的。

对于阿里坎而言，老家的大学虽然条件落后点，但也是躲开功利纷扰的“避难所”，让他可以潜心于“香农极限”问题的探究上。

在他眼里，世界在不断变化，麻省理工已经不是五六十年代——那个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喷发年代的麻省理工，而早已被过度金融化绑架的美国也不再当年了。

阿里坎认为，只有坚持做基础研究、长期研究的国家、大学以及企业才会走得更远，而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和短期经济效益的国家，终将失去竞争力并被时代淘汰。

对于自己的成功，阿里坎用了一个比喻：

“在荒地上，有些人走了。有些人不断地种小果树，而我是一直坚守在这里， 种出了 大的果树。”

2

年的沙俄，只有初中学历的米丘林也开始种果树，一种也是60年。

从一个一个钢镚儿攒下钱，自学栽培技术开始，米丘林历经几十年风霜雨雪，给气候、土地条件恶劣的俄罗斯培育出了 个人工杂交优良品种，发现了嫁接技术影响植物遗传性状的规律，指出了当时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孟德尔遗传学理论存在的不足之处。

沙俄时代，米丘林的学说一直被埋没，苏联成立后才被发扬光大，孵化了多个新杂交品种。米丘林本人也荣获了“列宁勋章”，成为最负盛名的苏联农学家。

然而，兢兢业业、埋头种树的米丘林死后，欺世盗名的苏联首席科学家李森科却把他一世英名败了个精光。

原本没啥名气的李森科弄虚作假，编造了一套“春化技术”理论，宣称可以让小麦轻松实现两三倍的增收，让苦于粮食问题的苏联人大喜过望，从而迅速崭露头角。

为了进一步攫取政治资本，他抓住米丘林对西方遗传学理论的挑战，把仅限于果树上的“获得性遗传”直接扩大到所有生物范畴，搞出“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给现代遗传理论扣上资本主义大帽，迎合了当时苏联的政治氛围，坐上了首席科学家的位子。

李森科的核心观点是“用进废退”。简单来说，如果一代代长颈鹿不断坚持伸脖子吃树叶，就会进化出长脖子，鱼如果不断用鱼鳍爬上岸，那么一代代下来终有一天会变成腿。

这种理论在李森科出生一百多年前就存在了。有人连续切断了22个世代的小老鼠证明了“用进废退”的错误。但真正发现遗传定律，从理论上推翻“用进废退”,确立现代遗传学理论的，是年开始的孟德尔豌豆实验。

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也是默默种了八年豌豆，直到死后16年、成果发布了35年，才被广泛认可，把“用进废退”的理论封存到历史书中。

急功近利、利欲熏心的李森科复活了这个陈旧理论，狠狠打击敢说真话的反对者，葬送了两代苏联生物学精英，致使苏联生物学、农学大厦崩塌，埋下了后来苏联农业失败的祸根。

（苏联农业笑话：赫鲁晓夫的玉米）

科研要出成果，从来不能投机取巧，甚至要忍受漫长的煎熬和失败。

年底，谷歌首席科学家万努克就语重心长地发了一篇“劝退文”，历数科研之路的艰辛与风险。

1、研究是有多个答案、甚至没有答案的不适定问题；

2、整个职业生涯都会“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

3、研究成果在发表的那一刻就可能过时了；

4、拥有无限的自由，但也有无限的责任；

5、大多数研究，都关乎风险管理；

6、范式转变很正常，你需要经常更换工具；

7、必须让自己接受严格的审查；

8、研究是一种生活，而不是工作；

文章引来无数大牛的点赞，因为这既是一位科学家的自我勉励，更是对后辈一种“升官发财者勿入斯门”的警诫。

毕竟，科研这条路，本来就是摇摆在名利诱惑与孤独苦行间，通向未知的独木桥。

3

年8月8日，一群青年科学家组成的“腾讯·科学探索营”走入了贵州黔南的大山深处。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一窥世界 的单面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天眼”的真容。

“天眼”这口锅有多大？大到给全世界人民蒸米饭，一个人能分四碗。

尽管参观本身不复杂，但一行人在FAST“天眼”还有十五公里处的“天文小镇”就下了车，留下所有手机和数码相机，坐上特制的旅游车才能前往望远镜所在地——大窝凼，青山环抱的一片圆圆的洼地。

这是因为“天眼”FAST极其灵敏，任何微弱的电子信号都会干扰望远镜的观测，必须彻底远离信号污染。所以，大窝凼周边十五公里内没有手机基站，连旅游车的打火装置都做了屏蔽处理。

22年前，这里还不过是一个只有12户人家，鸡鸣犬吠声回荡的深山桃源，而今天，这里听到的是来自亿万光年之外，深空中如婴儿心跳一般微弱却生机勃勃的宇宙信号。

这样一个拿下世界之最的 科研工程，说便宜也便宜，仅仅地铁一公里的造价，说贵也贵，因为它耗尽了一个天文学家毕生的心血。

26年前，受国外先进的射电望远镜刺激，早已享誉世界的南仁东放弃了优渥的条件，从科研者变成建设者、工程师，开始筹备中国自己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很多人不理解他，说项目是烧人民的血汗钱，导致资金迟迟难以到位。

南仁东就在这种不理解的声音中，开始了全国巡游，到处募集资金，争取支持。

年，FAST“天眼”落地，综合性能是20世纪十大工程之首—美国阿雷西博米望远镜的2.25倍，灵敏度是地面 的机器—德国波恩米望远镜的10倍,开创了中国太空探索的新纪元。

南仁东也耗尽了 的心力，罹患肺癌，在“天眼”启用次年与世长辞，享年才72岁，没能用“天眼”亲手培育累累科研硕果落地，成为了一大憾事。

更让人错愕的，是落成后的FAST“天眼”一度面临“好马没好鞍”的尴尬局面——招不满驻地科研人员。

由于“天眼”全天二十四小时观测，工作人员需三班倒轮流值班，用人紧缺，所以需要对外招聘很多数据处理、数据中心运营和通信维护等热门专业毕业生。

但这些也是很多民企和知名互联网企业需求旺盛的人才，待遇都相当高。与之相比，由于缺乏商业潜力，FAST“天眼”开出的年薪在10万元左右，还没有正式编制，毫无竞争力。此外，科研人员还面临驻地偏僻、条件艰苦、和家人长期分居两地等诸多现实困难。

种种原因，“天眼”的招聘效果不如预期。

太空辽阔如斯，难道装不下年轻科研者肩上的几座大山吗？

在越来越内卷、浮躁的今天，房子、教育、婚姻等等现实问题成了学术之路最无奈的拦路虎。尤其是“科研民工”、“科研搬砖”等等说法在谈笑间让科学二字几乎流失了 的傲骨。

学术的枯燥、漫长的等待与难以预料的风险，让太多太多科研人磨掉了锐气、熄灭了好奇心，熬掉了青春与健康，却无力缓解时时要面对的生活重压。

有人说，科学家应该甘于清贫，但科研不是风轻云淡的修身养性，而是逆水行舟、空中走钢丝，靠的是凝聚于一点、持之以恒的高强度精力付出。

一边是漫漫科研路，一边是烦乱的世俗压力，很多青年才俊，特别是从农村一路苦读出来的青年科学家因此中断了科研之路。

中国科技在严峻的外部形势下要长风破浪，引领人类科学发展，就必须直面这个问题。

幸好，一群国内科研大V站了出来。

4

20年前，如果问一个小学生，长大想干嘛？答案十有八九是科学家。但今天很多孩子的回答可能是网红。

天价水司楼、巨型关公像，洪流滚滚的金钱大潮造出一个个浮夸浪费的奇观，却似乎很难流进科研的沃土，去慢慢滋养人类未来的科技树。

另一边，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一个个卡脖子、卡脑袋甚至从脚脖子就卡住的 领域，归根到底是基础科研缺乏积累。

年春天，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