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科研力求创新医学是和死亡作斗争的科学，在医疗技术及其科学研究上，要求与时俱进，精益求精。所以当医生的，即使干一辈子，学一辈子，也永无止境。我栖身杏林50多年，虽说没有“操千曲”、“观千剑”的功底，也算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距离“妙手回春”那样的高境界，依然很远，至今还只能说是个追求中的理想。但我没有虚度时光，从24岁正式穿上白大褂的那天起，就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在从医道路上，第一重视总结经验，第二力求开拓创新。医院，及时总结了彻底洗胃治愈鸦片中毒患者的经验，年到医院，及时总结了应用“”砷制剂治愈大量回归热病人的经验等。这些点滴经验，后来都成了铺垫在我前进路上的一砖一石。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我的牵头倡导下，经过哈医大一院心内科同仁的共同努力，心导管术，已经在东北部分地区得到推广和应用。在开展心导管术和救治先天性心脏病人工作中，一院胸外科主任徐敬业教授，成了我的密切配合者。每当治疗一个先天性心脏病人时，术前，由我进行心导管诊断，确定出病变位置，随之由他有目标的开刀手术。术中，由我参加监测，术后，共同参加监护。我们两人联手，配合默契，不知救治了多少先天性心脏病人！在开展以上各项研究工作中，医院张孝骞教授的鼓励和支持。医学，是一门干到老、学到老的科学。我每次去北京，总要随同张孝骞教授查几次病房，向他请教几个问题。他也不断给我出题目，提建议。如在肺心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的研究上，张教授就给了我不少支持。年，我在参加人群普查和巡回医疗中发现，肺心病人和风湿性心脏病人很多。其后，张孝骞教授建议说，东北地区寒冷，肺心病和风湿性心脏病发病率高，至今还没有一个研究机构来进行研究，你应当去开拓。在张孝骞教授的鼓励下，从60年代初起，我开始主攻这两种病。除了自己身体力行，在临床上投入运用外，还以哈尔滨市医学会内科学会主任委员的身份，宣传倡导对这两种多发病、常见病开展防治工作，多次组织学习班和报告会。同时，为了引进一批必不可少的先进技术设备，以便进行高难度的尖端医学的研究。医院、学校的支持外，还到处游说，筹措资金，甚至一直找到当时的黑龙江省委主管财经的领导杨易辰副书记。经费批下后，我高兴得在年购置了心电向量仪、多导生理记录仪、染料稀释曲线测定仪等一批仪器。在此基础上，我先后完成了一批由临床到治疗和发病机制的研究论文。在肺心病和风湿性心脏病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年，在全国心血管内科兰州会议上，我所做的关于肺心病的学术报告，又一次引起全国同行们的重视。当时，大会主席陶寿琪教授拉着我的手说：“快把你的研究成果写成一本书吧”。可惜后来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写这本书的愿望没有实现。好在当时中华医学会十分重视，特为此在《中华内科医学杂志》上，出了一期肺心病专号，还约我为这期专号写了一篇专题讲座发在刊首“编者的话”的文章，从而在全国心内科同行中形成了较大的影响，算是弥补了一下未能出书的不足。那次会后回哈途经北京时，又受北京同道盛情邀请，医院就肺心病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此后不久，我还在《中华内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肺心病功能性肾功衰竭方面的论文和一批有关论述肺心病方面的文章。六十年代，我还先后发表了我国的第一例《血小板无力症的病理报告》和世界第一例《绦虫寄生于蜘蛛膜下腔引起脑膜炎的病例报告》，以及《凝血酶原消耗试验的临床应用》等文章。年夏，当我接到全国第二次心血管学术会议通知，正着手准备参加会议的论文材料时，因“文革”已经开始而中断。年，我从“牛棚”里出来不久，就请求领导支持，搞起了心律复转器和体外心脏起搏器的试制，以及相应的动物实验，终于为抢救急性心肌梗塞病人闯开了一条新路。年，在刘广仁教授的配合下，我在国内较早地开始了对急性心肌梗塞的监护治疗，在黑龙江省最先启用冠心病监护室（CCU)，并把心脏起搏除颤器和心电示波监护仪开始应用于临床。最初，我们只开辟了一个仅有三张床位的急性心肌梗塞监护病房，我和几位青年住院医生、护士一起，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们称之为“简易监护”工作。对来病住院的急性心肌梗塞病人，采用人工直接监护的手段，对病人的心电图、血压和呼吸，实行24小时的细心监护，医护人员分分秒秒不眨眼，轮流注视着荧光屏上出现了早搏或快速性心律失常，我们就利用利多卡因来控制，如果出现了室性心动过速或心室纤颤，我们就用同步除颤的方法来救治病人。血压低了则用加压药。一旦病人心跳呼吸停止，就首先进行口对口的或气管插管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以及心脏除颤来急救。关于口对口的人工呼吸，现在有的青年医生把它说成是五十年代的急救法。意思是这种方法已经落后了。我认为，这种急救法永远需要，也永远不会落后，不管医疗技术如何先进，不管仪器设备如何完备，也不能代替它。因为为了争分夺秒，这是在任何场合最快最有效的抢救法，它不仅是医术问题，更主要是医德问题。面对垂危的病人，一个真正能把病人当成亲人的医生，一个真正对挽救病人生命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医生，一个真正医德医风高尚的医生，在紧急关头，决不会考虑到脏不脏、累不累或男女有别等问题的。医生的心灵美不美，我看可以由此得到最好的检验。记得在我们简易监护病房成立不久，就成功地抢救了我们一院党总支书记金洪久同志的生命。金洪久同志平时身体不错，是打乒乓球的爱好者。一天下午，他打了一阵乒乓球后，自感心前区疼痛不止，即请急诊室将他抬到监护室。值班的石美华大夫刚开始问病史写病历，突然发现病人的心脏发生了室颤，这是一种十分危急的信号！接着病人的脉搏、呼吸也相继消失，完全进入临床死亡状态。石美华是一位技术过硬的心内科医生，她和几位护士沉着稳健的给病人施行心肺复苏术（包括人工呼吸、心脏按压和心脏除颤），经过几分钟后，病人的心脏开始恢复跳动，随之血压上来了，神志清楚了，终于又起死回生。后来经过继续治疗，金洪久同志完全恢复了健康，又正常的生活了10多年后才去世。在金洪久同志之后，又在相似的情况下，拯救了许多垂危病人的生命。随着病人的增多，病房也不断扩大。经过大家的努力，终于使急性心肌梗塞病人的住院病死率，由原来的30%—40%下降到15%左右。同时，我们自制的体外心脏起搏器等仪器，在临床应用上，也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就以上各项工作，包括除颤起搏器的制作、动物实验、临床应用及效果等，我们写出了10篇论文，并汇编成册。这些论文，在年的南京全国冠心病学术会上发表后，在同行中引起了震动。通过这次会议，推广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监护治疗（CCU)，也使我国CCU的普及工作，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自开展上述工作以来，我们逐年积累了大量临床资料，并开始向心脏介入性检查及治疗工作方面探索。年刚开展安置体外心脏起搏器工作不久，就听说美国向我国赠送了一批Edward公司VVI型埋藏式心脏起搏器，我立即去北京，找到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驷院长。黄院长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当即答应送给15台。后来，我们就利用这15台我国首批引进的体内埋藏式心脏起搏器，无偿的或仅收手术费为患者治病。这种把心脏起搏器埋藏于患者体内的新技术，收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这项工作，在黑龙江省是首创，对全国来说，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从此使我省埋藏式心脏起搏器开始应用于临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当上了一院副院长。为了把医疗、科研工作搞上去，我精心安排新的规划，逐步落实科研课题。操劳着对骨干技术的培养，为大家的工作出主意，创造条件。当时，心里如同燃起一团火，整天想的也是快点干，打开新局面。年，我从有关文献上得知，体外心肺复苏术已在国外广泛开展。结合我们几年来开展CCU工作的实践，我认为这项技术急需在国内推广，随即着手组织心内科、神经内科等有关科室人员，编写出一本《心性悴死的急救》讲义，还请模型室的刘增祥同志，制作了一个心肺复苏模型。当年，由我主持在哈尔滨主办了第一期全国性心肺复苏学习班。学习人员以黑龙江省各地、市的心血管工作者为主，兼及兄弟省、市的同行。由于内容新颖，讲义、模型配合生动，教学效果颇佳。年，由吴英恺教授主持，医院主办了一期全国性心肺复苏学习班。吴教授通过美国心脏病学会邀请了一个由美国内科、麻醉学、儿科等方面著名心肺复苏专家组成的讲授团，外加挪威心脏复苏模型厂家带来的全套模型，使这次学习班的学习内容十分丰富。我应吴英恺教授之邀，参加了这个学习班的工作。看到美国专家的阵容，觉得机会难得，决定借他们的“东风”，为黑龙江省所用。当即和省卫生厅联系，在征得王崇一副厅长同意和支持后，便把北京学习班的原班人马请到哈尔滨市，在南岗国际旅行社，又举办了一次以东北三省为主的另一个全国性心肺复苏学习班。以此为开端，我国的心肺复苏工作，如星火燎原，得到了迅速普及。为了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我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除了抓紧心血管流行病学的研究外，同时十分重视经常性的心血管病的人群防治工作。年，在我的倡导主持下，在我院心研所何厚琦、邱士强、李风芝等同志的共同参加下，组建了黑龙江省心血管病人群监测和防治协作组。这个协作组联合了哈尔滨市的电机厂、汽轮机厂、锅炉厂、工程机械厂、哈一机厂、龙江电工厂等7医院医院、医院、医院、医院等4医院，共同建起了浩大的防病治病基础工程，进行了为期10年艰苦的人群监测工作。监测人群由最初的60万发展到80万，并于年正式加入了全国性心血管病人群监测协作组—中国Monica。通过整整10年的工作，我们已总结出黑龙江省地区心血管发病率及发病因素的分析。就此，已经写出两篇论文在哈医大学报发表。这项研究和我们对高血压病流行病学32年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得了省卫生厅的科学进步一等奖两次，及省政府的科学进步二、三等奖各一次。这些是我们在心血管流行病学方面完成的两项比较大的工作。年，我们选派研究所的黄永麟教授到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医学院进修，主要学习心脏病的介入性治疗和心脏电生理，其中主要是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在黄永麟于国外进修期间，我和由日本进修归国的孟繁超、李玉光等人抓紧进行了冠状动脉造影术，筛选病人，为开展PTCA手术做准备。黄永麟于年7月回国时，我们已经安排好了适于手术的病人。同年8月5日，在我的指导下，由黄永麟主刀，由孟繁超、李玉光当助手，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PTCA手术。这在黑龙江省是首创，在全国也是领先的。8月底，经我们邀请的加拿大专家克努森教授一行抵达哈尔滨。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作了7例PTCA手术治疗，使我们研究所导管组的成员，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培训与提高的机会。其后，我们又进行了30余例这样的手术，效果都很好，论文发表在中华心血管内科杂志。在此之前，正好我们收治了一例少女肾动脉狭窄性高血压病的患者，血压高达/以上。曾使用各种疗法都无效。经我建议，并在我的指导下，由孟繁超大夫为患者进行了肾动脉造影，并成功的完成了肾动脉扩张术，患者血压立即恢复到正常，至今8年过去了，患者仍保持着痊愈的疗效。我们应用这种方法，先后治疗了约70多例病人，绝大部分是成功的。这一治疗技术，也是我们研究所最先在黑龙江省开展的。我和我们研究所共同担任的《高血压病、冠心病、脑卒中的发病及其危险因素的研究》，连续接受了国家“七五”、“八五”两个公关项目的任务。这项为期10年的工作，已于年进行了全部总结。其中，包括由我主持的对急性心肌梗塞研究中标的两个“八五”攻关课题：一是由刘凤岐负责的《急性心肌梗塞泵衰竭的治疗研究》；二是由岳平负责的《转换酶抑制剂对急性心肌梗疗效的研究》。目前课题已全部完成。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刘凤岐在负责CCU工作中，提出了应用硝普钠及多巴胺联合静点和严密监护相结合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病人，效果极佳。当时我查阅了文献，认为这种方法有科学根据，予以支持。他用这种疗法，第一年92例病人，只死亡2例，病死率为2.2%，创造了我院历史上最好疗效。第二年又治疗92例，也获得同样满意疗效。这又是一个对急性心肌梗塞治疗上新的里程碑。这项成果，获得了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被卫生部列为向全国推广的10项成果之一。进入90年代后，我自觉在医疗科研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肩头一点也不轻松。年，是我第三次参加全国高血压病普查。从中发现，我们黑龙江省城乡居民高血压的发病率32年来增加了一倍（7%-14%），心血管病的防治工作也十分艰巨。这些，都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今后的长期任务。年，青年教师李为民赴美进修回国后，带回一本美国最新的《实用心电图学》，我阅后感到对我们大有用处，立即组织翻译，并由我和李为民担任主编、主审。该书出版后，我又着手举办学习班，加以推广。年，我被哈医大评为十大名医之一。年，我被卫生部设在我校二院的临床药理基地聘为高级顾问。这是荣誉、是鼓励，也是在责任上的加码。同年10月，我应邀参加了中华医学会成立80周年大会，我被评为学会活动的积极分子。这是一次空前盛大的庆祝会，会议由卫生部长陈敏章教授主持。几十年来，我在医疗科研领域，做了一定的工作。先后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译著、审校14本。我的科研成果，有两项获国家卫生部集体乙等奖，有12项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项，三、四等奖10余项）。总的说来，成就平平，没有什么值得骄傲于人的地方。但我对一切医疗新技术、新知识，有一种强烈地追求和占有欲，像是填不满的沟壑，吃不饱的牛犊，所以我在医疗、科研工作上，永远不会满足，要一直开拓、创新永不停步。（待续）

作者：傅世英

摘录人：王辉

编辑：梁伟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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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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