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拥有我也有过的对正义的梦想，他们能够感到，为自由，正义和博爱挺身而出才是人生的意义。

-弗里茨·鲍尔（FritzBauer-）

在原西柏林市中心，有柏林的王府井南京路之别称的“选帝侯大街”横贯东西。用德语说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实在太长。柏林人习用简称，呼之为Ku-Damm。中国人也跟着叫，听上去就成了“裤裆”，着实怪异。其实这个裆（Damm）字翻译成大街并不合适，Damm原意为坝，城乡地势较高的部位用来抵挡洪水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什么的，在此丹就是裆，凡是以丹或裆结尾的洋域地名都是坝的意思。因此，柏林裤裆的全称应该翻译为选帝侯坝或选帝侯裆。而真正的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stra?e则是裤裆的东部延伸段，此处环境寂寥，行人稀少，多行政建筑，并不起眼。但是路边一个公共汽车站的风雨棚却很夺人眼球，棚内外布满历史图片，其中的一张党卫军军官正装照，使得不明就里或不谙德文的路人也大致能够猜到这个棚子与纳粹历史有关。照片上的军官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纳粹大屠杀的象征性人物，公车站位于纳粹时期帝国保安总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IVB4部门（大概可译为4局4处）的办公楼所在，艾希曼为该部门长官。4局4处办公楼原为犹太兄弟会会址，艾希曼们把犹太人赶走，鸠占鹊巢，据为己有，将之变为排犹屠犹的中枢机构。年，德国人还没有深刻地直面历史，竟然把这座意义巨大的办公楼拆了，在原址上新起了一座酒店。在德国人变成好人，反省历史罪恶之后，柏林市政府亡羊补牢，利用这个公车站建起了“警诫点”（Mahnort），用以警示告诫后人不忘德意志民族曾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的德国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不寻常的反省悔罪之路。在描述这一过程时，擅长于宏大叙事的中国知识精英们喜好拿德国人的基督教传统，比如原罪理论，忏悔习惯什么的说事，高屋建瓴，磅礴逶迤，听者则往往被弄得一惊一乍，折服之余，自以为找到了为什么欧洲人能够悔罪，亚洲人至今不愿意悔罪的科学真谛终极真理：因为西洋人信基督，东洋人不信基督，西洋人会忏悔，东洋人不会忏悔，信基督会忏悔的人会悔罪，不信基督不会忏悔的不会悔罪。这里的东洋人专指日本人，至于中国人，则是和信啊爱哪忏悔什么的无关，中国人一直被东西洋人欺负，尽吃亏，却从来不欺负洋人，更不会欺负自己人，因此天生没有罪，当然是不需要悔罪的。

殊不知，在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之后，在“神既爱世人，又为何如此对待世人，又为何容许如此对待世人？”的奥斯维辛之问面前，任何科学，任何理论乃至任何信仰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它们在人类作恶能力的面前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那么无语无解。而在真实的，鲜活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作恶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是除了鸡汤电影里的那些意淫故事，鲜见其中有谁认罪悔罪的。

事实上，德国能够在战后认罪悔罪，如果没有弗里茨·鲍尔（FritzBauer-），没有这位孤独，愤世嫉俗，也许是很难相处的，顽固甚至可以称作是偏执的老人，逍遥法外15年的艾希曼就不可能被送上耶路撒冷的绞架，奥斯维辛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讲仍旧只是一个普通的波兰小镇，我们也不会知道选帝侯大街上那栋曾经属于犹太兄弟会的办公楼对被虐杀的数百万欧洲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没有鲍尔，德意志就几乎不可能达成民族共识，走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永远不可启及的，充满痛楚艰辛的，独一无二的反省自身罪恶之路。

弗里茨·鲍尔年生于斯图加特，尽管父母均为血统纯正的犹太人，鲍尔本人却早早地宣称自己为无神论者，并且加入了社会民主党，投身于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从鲍尔这一典型的日耳曼姓氏亦可推知其家族融入德国社会的程度。鲍尔本人也极少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犹太血统。年鲍尔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信任的法律结构》），在斯图加特任法院助理。两年后，已执法官衔，为魏玛共和国史上最年轻的法官，可谓少年得志。年纳粹党上台以后，鲍尔因为参与发起反纳粹政权的全国大罢工于同年5月被捕，关押在乌尔姆（Ulm）拘留营，同年年底获释。

战后由于鲍尔对第三帝国时期纳粹罪行的不妥协和彻底清算的立场，犯了众怒，被屡遭人肉，年鲍尔被纳粹释放的原委背景因此被起获出水：在鲍尔等八位社会民主党人被乌尔姆拘留营释放的同时，当地报纸刊出了一份由八位社民党人署名的，致符腾堡州帝国代表穆尔（Murr）并请转呈希特勒的“悔过书”。不过弗里茨·鲍尔（FritzBauer）的名字并不在其中，署名者中有一位弗里茨·豪尔（FritzHauer）。经过多方调查，当时在乌尔姆拘留营中并无豪尔其人，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豪尔就是鲍尔，前者乃后者排版印刷中的误植，也就是说，鲍尔是向希特勒悔过了才得以出狱的。这样一来，反纳粹的英雄突然成了叛徒，至少也算是个变节分子，而鲍尔本人又对此讳莫如深，对他的这段经历也从来不曾公开提及，舆论一时沸沸扬扬，特别是被右翼势力高调炒作。

其实，细观“悔过书”内容，不难发现，此乃纳粹统治下被关押的异议分子重获自由必须履行的手续，这一点与薄家老爸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类似，绝大多数被纳粹政权关押者都是签署了悔过书（Treuebekenntnis）或表忠诚书（Loyalit?tserkl?rung）才得以出狱的（唯一有据可查的例外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KurtSchumacher，他因为拒绝签署此类文件而被纳粹政权整整关押十年，有点儿类似六十一人案中的刘格平）。事实上，鲍尔等八人具结出狱后几乎都没有消停，继续坚持反抗纳粹的左翼活动，因此后人对鲍尔们所谓的变节行为大可一笑了之。不过近来随着高大全鲍尔的趋势，德国的政治正确派亦有对这段历史翻案的，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断言悔过书是穆尔这些纳粹分子在鲍尔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宣传目的而伪造炮制的，此乃为圣贤隐，多少有画蛇添足之嫌。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KurtSchumacher-），战后成功阻止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合并

鲍尔入狱前后，根据纳粹的整顿公务员法，他的法官职务被解除。年，鲍尔离开德国，迁居丹麦。年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后，鲍尔在丹麦的居留许可被吊销，并被丹麦当局拘留数月。为保护自己，鲍尔年6月与丹麦幼儿园教师安娜·玛丽亚结婚。当年10月纳粹开始在丹麦围捕犹太人，在丹麦民众的帮助下，鲍尔与余丹麦犹太人成功脱逃到中立国瑞典。

在此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丹麦瑞典的国民乃至政府以及德国纳粹外交官乔治·杜克维茨（GeorgFerdinandDuckwitz）的公义和勇气。杜克维茨年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已经接近纳粹党，加入纳粹外围组织乃至入党，是一位纳粹老党员干部。年时任德国驻丹麦海事参赞。当他得知纳粹围捕丹麦犹太人的计划时，旋即往柏林试图阻止未果，无奈转道瑞典，得到瑞典政府将接纳丹麦犹太人的承诺后，即将纳粹的围捕计划泄漏给丹麦的犹太社团。在无数丹麦国民的掩护下，在丹麦的约名犹太人中的多人一夜之间从人间蒸发，并在数星期内被秘密通过海路陆路转移到了瑞典，在被营救的犹太人中有物理学家玻尔父子，鲍尔等人。纳粹最终只抓到了位犹太人，悉数关进苏台德地区的特雷钦斯塔德集中营（KZTheresienstadt现捷克境内）。由于丹麦和瑞典政府及民间组织的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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