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枪舌剑的外交战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空喀山口冲突后，中印双方开始了一场以外交换文为主的唇枪舌剑的外交战。双方立场相距甚远。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但尼赫鲁坚持只能会晤、不能谈判的立场，从而为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关死了大门。 　　１１月７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提议为避免冲突，两国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２０公里，停止巡逻，开始边界谈判。考虑到尼赫鲁正在为世界和平奔走，尼赫鲁本人也一直主张解决国际争端要通过和平途径，中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可以接受的。当时世界各国(印度除外)都认为印度会接受中国的建议，但实际上，早在周恩来的建议提出之前，尼赫鲁就下定决心，坚决不进行谈判。但是，如果公然拒绝谈判，则会在世人面前暴露出尼赫鲁政府的真实面目，这对印度作为国际冲突仲裁人的形象不利。因此，尼赫鲁绞尽脑汁，玩弄字眼，做起了文字游戏。 　　中国政府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即目前（提出建议时的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存在的状况。具体地说，就是东线以麦克马洪线为界，西线以阿克赛钦为界。印度也同意“维持边界现状”，但他们的现状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也即中国修建新藏公路前的状况。根据这个建议，中国将不得不退出阿克赛钦，面积约２万平方英里，新藏公路将不复存在；而印度在西段只需要退出一个哨所，方圆５０平方英里，而在东线将占有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全部地区，这很明显是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的。此外，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进行谈判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地区的前途进行讨论。”他甚至提出，即使是讨论边界走向，也必须以中国从西段单方面撤退为前提。

　　尼赫鲁的反建议受到印度政治评论家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这个反建议“合情合理”，给中国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适当保持体面的机会”，但反对派觉得尼赫鲁的胃口还是不大，指责政府急于同中国谈判，“为了报答中国从本来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这等于“鼓励侵略”。他们认为，即使中国完全接受印度的建议，也不意味着印度对边界问题的主张可以谈判，“只要中国人还停留在印度的领土上，就不可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个主张同尼赫鲁的主张实际上并无二致，尼赫鲁哭笑不得，只好一遍又一遍向人们解释，在他的辞典里，“谈判”和“会谈”有根本区别。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尼赫鲁玩弄辞藻的手法。 　　他说：“谈判和会谈是有区别的，这里有天壤之别。……只要有可能，就要经常鼓励会谈。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这样的背景不具备时，便不应该举行谈判……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会谈也许得不到什么结果，也许能够有收获；但不管怎样，它总是有助于了解和探明别人的想法。”“谈判”一词按辞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的会谈”，而尼赫鲁则认为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印度的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的讨论”。这两种涵义的区别无疑是巨大的，但实际上只有尼赫鲁自己理解，包括印度人自己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理解，以至于对他进行攻击，受了这种委屈，尼赫鲁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而中国及其他各国政府，则注定无法理解尼赫鲁的立场。 　　根据他自己的解释，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坚决主张谈判的立场，一面又重申印度的边界不容谈判。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没有理解尼赫鲁真实含义的记者穷追不舍，终于弄清了尼赫鲁的真实含义。他问：“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不容谈判？”尼赫鲁回答：“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辞典出现了混乱，马上补上一句：“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件，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很明显，他的意思是，边界问题可以会谈，通过会谈探明中国的意图，但边界问题不容谈判，中国政府必须接受印度的边界主张。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尼赫鲁的想法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结果，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印度是主张谈判的，而中国是不妥协的。 　　１２月１７日，周恩来再次致信尼赫鲁，信中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撤退到对方主张线的后面的建议进行了驳斥。周恩来指出，把西段边界特殊化是没有理由的，这段边界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同中印边界的其他地段一样，是很清楚的。印度的方案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似乎是平等的，其实是很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后撤只是理论上的，而中国则需撤出３．３万多平方公里，而这一地区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是联系西藏和新疆的交通命脉。周恩来反问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己见，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实施于东段边界？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将同样从麦克马洪线作理论上的后撤，因为中国事实上已经处于麦克马洪线的后面了，而印度则应该撤出它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回到中国主张线以南。周恩来建议在１２月２６日举行高级会谈，就原则性问题达成协议，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指导，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就有陷入无休止的、无结果的争论之中的危险。如果尼赫鲁觉得准备时间不够，印度可以另提时间，地点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因为“中国没有仇视中印友好的活动”，如果印度觉得在中国会谈不方便，那么只要缅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但尼赫鲁粗暴地、冷淡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外交斗争陷入僵局。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２６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向印度政府发出备忘录，建议两国总理举行高级会谈，为双方今后的讨论和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指导和基础。备忘录表示，中国为了答复不公正的指责，不得不进行若干争论，但是中国政府的意愿和目的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果，备忘录最后重申中国政府的愿望：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印度政府觉得，再拒绝中国的建议将使印度在外交上被动。因此，１９６０年１月底，印度政府决定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种途径”。印度舆论大哗。反对党议员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米努·马萨尼把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们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尼赫鲁不得不再次卖弄他的语言学知识，会晤不是谈判，但这种解释连印度人自己也不相信，以至于印度议会占用了大量时间讨论会晤与谈判的区别。最后，反对党决定在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组织“不投降周”，在新德里和其他一些城市进行示威游行，让中国代表团觉得呆不下去。最后，尼赫鲁使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访印前一天结束，并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在中国代表团抵印前两天，人民同盟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者打出“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和“打倒中国帝国主义”的标语。印度的民族虚荣心再度作祟，谈判成功将被视为印度丢脸的失败，只有谈判失败才是印度的成功。一家小报的社论写道：如果会谈取得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信，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如果会谈失败，“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舆论是希望政府不要谋求解决，只有极少数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访问凶多吉少，注定不会有多少效果。 　　４月１９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新德里，冷冷清清的欢迎场面令人寒心，与周恩来前几次访印形成鲜明的对照。除了外交使团外，就是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为了表示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尼赫鲁有意准备了用印地文拟就的讲话稿。周恩来仍然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而来的，对印方的冷淡并不介意。 　　在６天的会谈中，两国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实际上是把过去讲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为了向中国代表团施加压力，印度政府有意安排中国客人与各个内阁成员晤谈，大家按统一的口径向中国表达了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会谈中，周恩来再次表示，尽管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不公正的，但考虑到中国和印度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政府仍然愿意接受，但必须根据有取有予的原则，即印度在西段作出同样的让步，这种让步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时双方的前线哨所相距很远。在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拉德尔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指出：“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以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中国根据这个原则成功地处理了同缅甸的边界问题，以为印度也会同样接受中国的主张。但实际上，早在周恩来到达印度前，印度政府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尼赫鲁在会议结束时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指阿克赛钦)给他们，我们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在印度看来，边界问题根本不能用来交换，麦克马洪线不是非法的，不容讨论。解决争端的前提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领土。因此，周恩来善意的主张是不可能得到回报的。印度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说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有损国家领土的完整”。这就如同一个强盗在抢劫得手后，反而理直气壮地说，赃物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被抢者反而成了强盗。

　　既然印度不愿意达成原则协议，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努力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冲突。中国代表团建议，双方维持边界问题现状，停止边界巡逻。但这个问题印度也不答应，因为双方对“现状”的理解有偏差，且尼赫鲁已经许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情”。因此，印度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中国单方面承诺、放弃对西段的巡逻，印度则保留自己“收复失地”的权利。但如果就这么赤裸裸地向中国提出，尼赫鲁也觉得不太妥当，这会被看作是公开的威胁，中国必然会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因此，尼赫鲁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实际上，要对“停止巡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并不困难，但如果真正这么做了，印度怎能利用定义的模糊来自行其事呢？怎么能在冲突发生后把责任推到中国一方呢？结果，由于印度的反对，公报关于“停止巡逻”作了这样的表述：“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意味着，当印军开进中国边境一侧时，他们将不主动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离开印度前，中国代表团自行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周恩来在会上归纳了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但尼赫鲁刚从机场回到议会，就向议员们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歪曲的分析。分析中，尼赫鲁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同意在边界各段停止巡逻的说法，印方人员完全可以在争议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高级会谈失败，中国代表团已经弄清楚印度政府的真实意图，不再认为以前的冲突是由双方的误解造成的。谈判的大门彻底关死，中印边界问题如何解决？尼赫鲁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继续前进。他说：“当大门关起之后，你怎么办？要么就像个老太婆那样，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无所作为；要么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冲出去，进行战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尼赫鲁不愿做老太婆，他就操起了刀，冲了出去。 　　◆玩火自焚的游戏 　　既然同中国和解意味着屈从于中国的压力，有损印度的民族自尊，而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把中国军队从印度“领土”赶走又会引起战争，不符合印度的“非暴力”原则，尼赫鲁只得另避蹊径，寻找第三条道路。实际上，这第三条道路早已成形。当中国代表团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一位官员就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印度巡逻队不会进攻中国阵地，但将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白地带。这就是所谓“前进政策”。后来证明，正是这项前进政策，给印度带来了灾难。 　　前进政策有两个目标：其一，堵住中国人向前推进的路线；其二，改变阿克赛钦仅有中国军队占领的现状，使阿克赛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变成印度的领土，免得印度和中国在讨价还价时“空口无凭”。前进政策在１９６０年后即开始实施，但一直到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日的决策会议才为前进政策的实施规定了明确的目标。其中规定，在西段，印度要向印度主张线尽可能地推进，在边境地区设立哨所，阻止中国部队向前推进。在东段和中段，印度应把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全线，对整个边境地区加以有效占领。决策会议规定，执行前进政策时，应尽力避免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 　　继续向前推进会不会遭到中国的反击？尼赫鲁政府对此并不担心。他们认为，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推进只有一次警察行动，而不会带来战争。“……采取警察行动，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走，建立边界的现状，消除侵略，创造谈判的基础”，这种玩弄名词的解释给惴惴不安的印度人多少一点安慰。但他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只有在印度领土上，印度军队的行动才是真正的警察行动，如果这块土地不是印度的，怎么能行使警察行动？如果说印度军队在中国领土阿克赛钦的运动是一次警察行动，那么，如果中国军队前进到印度的旁遮普邦，是不是也可以看作一次警察行动呢？印度政府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根本原因还在于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和平意图的把握。尽管印度政府在公开场合都将边界冲突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侵略”或“好战成性”，指责中国人玩火，但私下里，他们却认为，不管印军如何向前推进，只要印度政府态度坚决，中国除了虚张声势的恫吓外，不会采取实际行动。由此可见，中印边界之争，是非曲直，实际上一目了然。

　　印度政府决心向前推进的另一个原因是尼赫鲁政府认为，印度已经强大到足以应付中国的挑战。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尼赫鲁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即对印度而言，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使出现威胁，印度也能应付。尼赫鲁多次向议会保证，印度军队完全有能力保卫边疆。一名反对派议员声称，一名印度士兵就等于十名中国士兵。“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出去？”只要政府发出号召，半月之内就可以有“４００万训练有素的印度军队开往喜马拉雅山，把中国军队全部撵走。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觉得有恃无恐，只要印度军队大胆前进就行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那么乐观。了解军队实际情况的领导人就反对政府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前陆军参谋长蒂迈雅等人就主张，印度军队在向前推进建立哨所时，应避开中国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区，中国人尚未立足，那么印度军队就应毫不犹豫地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部队不得对中国哨所和巡逻部队使用武力。应该说，这种态度是审慎的。因为当时印度军队远未到达阿克赛钦，中印军队之间根本没有接触的可能，只要印度军队不同中国军队直接接触，印度向前推进并不会引起中国的反击。陆军总部在下达前进命令的同时，又向政府发出警告，政府的前进政策，在军事上将招致严重的风险，中国方面可能作出强烈反应，原来平静的中印边界可能会沸腾起来。军方也向政府指出执行前进政策所面临的困难，如运输和给养难以为继，现有的军队不足以对付中国军队。但军方的警告无人理睬，政府反而指责军队办事拖拉，不执行政府的指令。后来，尼赫鲁终于找到一次机会，羞辱了反对前进政策的蒂迈雅，敢讲真话的军官受到打击，而见风使舵的军官则得到提升，到１９６１年，尼赫鲁已经完成了对陆军总部的改组。尼赫鲁的近亲、惯于吹牛拍马的考尔担任了陆军参谋局长，掌握了陆军的大权，并成为尼赫鲁的主要军事顾问。他坚信在任何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军队都不是印度军队的对手。考尔甚至主张要“不时地给中国军队予以打击”，“例如，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巡逻队处于战术上对我有利的地位时，就不妨来个短促突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或两者兼而有之。”这表明印度军队已经失去理智，开始玩火。考尔的上台表明前进政策的最后障碍已经不复存在，印度从此迅速奔向灾难。 　　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扩张作出了强烈反应。１１月２日，在印度政府作出前进政策的同一天，中国向印度提出了抗议。中国政府照会印度驻华大使说：“中国政府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印度军队向中国边境地区的节节进逼”，印度政府这种行动是要制造新的纠纷，并且要“以武力来实现其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扩张”。照会最后警告印度政府，如果印度政府视中国的克制和忍让态度为可欺，那是十分危险的。但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在干涉印度内政，印军所到之处都是印度领土，中国对印军的行动无权指手画脚。中国政府认为，印度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把这种逻辑推广到边界东段，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派遣军队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驻到从喜马拉雅山脊一直到南麓的广大地区”。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出，中国政府实际上并未对印度提出领土要求，希望维护边界现状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所要求的不过是印度作出同样的姿态，在西段地区作出让步。这个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因为整个中印边界都存在争议，如果印度政府坚持向西段有争议的地区推进，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东段采取同样的行动呢？但是印度政府已经失去了客观的态度，它声称，印度的向前推进，不过是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印度领土的完整”，这是“印度政府的合法权利，也无疑是它的责任”。印度是“致力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如果中国军队从“印度领土”撤出，将在恢复中印之间的传统友谊上迈出一大步。中国政府指出，印度政府所谓的和平解决，实际上是要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这实际上堵死了和平解决的可能。印度政府这种僵硬的态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是极其危险的，可能会引起极严重的后果。但尼赫鲁却安慰对“中国威胁”感到担心的议员，虽然中国政府发出了威胁，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他们果真采取那些步骤，我们就准备好对付他们”。看来，新德里一定要同中国政府比赛一下，看看究竟是谁的胆量更大一点。新德里相信，在这场比赛中，最后扭身逃跑的必定是中国。 　　中国军队并没有推进到喜马拉雅山南麓，但印度军队却出现在麦克马洪线以北。１９６１年１２月，印度陆军总部发出命令，东部军区应将哨所尽量靠近边界，以占领整个麦克马洪线，结果，到１９６２年上半年，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２４个新哨所。麦克马洪线在创造他的“杰作”时，曾规定了麦克马洪线的经纬度，它的西段从东经９１度３９.７分，北纬２７度４４.６分，从西向东，略微偏南。这条线以北三四英里处是塔格拉山脊，很明显麦克马洪从未想过把塔格拉山脊作为中印分界线，但印度政府却提出了这个要求。它毫无根据地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从东经９１度４０分，北纬２７度４８分处开始的，从而把麦克马洪线向中国境内再推移３．４分约６０余公里。由此可见，印度政府的胆量和胃口都超过了麦克马洪，麦克马洪为他们抢到的地盘，他们要；麦克马洪没抢到的地盘，他们也要。 　　１９６２年６月４日，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扯冬建立了哨所。印军的哨所本来是要建立在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但由于建立哨所的地方地势太高，无法攀登，不是建立哨所的理想之地，因此，印军就“理所当然”地将哨所的位置向北移动，并以麦克马洪以南数英里处的一个山口“多拉”的名字为该哨所命名。即使根据印军自己的地图，扯冬也无可争议地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且印军在附近发现了一块中国木牌，上书“这是我国山河”，因此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得知此事后，对哨所的位置提出疑问，军部将他的疑问报告外交部。尽管中印之间曾有不改变这一地区现状的协议，但外交部却答复说，陆军如果还没有把印度的管辖权推进到塔格拉山顶的话，它现在可以这样做了。一个下级军官无意之中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哨所，却被新德里理所当然地看成是印度新的疆界。印度的行动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印度政府却狡辩说，麦克马洪的原意是沿着山脊划定边界线，因此边界线一定是沿着塔格拉山脊的。原来它就认定麦克马洪线是中印两国的边界线，现在它更是认定，麦克马洪线的确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单独决定。因此，印度政府认为，塔格拉山脊已经成为确定的、绝对的边界，而“多拉”哨所正像新德里一样，无可争议地属于印度。如此蛮横的态度在国际政治中极为罕见。 　　１９６２年９月９日，印度国防部召开会议，讨论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领土”的问题。会上，有军官提出，根据印军的地图，“多拉”哨所在中国境内。但国防部长梅农告诉他们，不要去管什么地图，把塔格拉山顶作为边界就行了。陆军总部立即电令印军主力进驻多拉哨所，所有部队都应作好战斗准备，不应示弱。９月２３日，英国《泰晤士报》披露了印度政府准备使用武力赶走中国军队的决定。几天后，《印度时报》也报道说：“１０天前，印度政府作出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的入侵者撵走的政策决定。……如果中国部队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自行撤走，陆军应采取必要的步骤把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这边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这个计划的代号为“里窝那”。印度政府开始玩火。此后，武装冲突接连不断。 　　１０月初，尼赫鲁和梅农等人紧锣密鼓地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１０月５日，国防部发表新闻公报，宣布在东方军区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第四军，陆军参谋局长考尔中将自告奋勇，成为第四军的军长。考尔从尼赫鲁那里得到了采取“有限的进攻行动”的权力，德意志新闻社新闻稿称，这种权力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是“前所未有的”。美联社也称，印度政府已经“决心在最近几天内把中国人赶出麦克马洪线”。尼赫鲁相信，这次军事行动将很痛快，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向尼赫鲁表示，他担心中国会在西段进行反击。但尼赫鲁这位政治家却宽慰他的爱将，说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不会对我们采取什么强烈的行动”。外界评论说，尼赫鲁在玩一种危险的俄罗斯左轮枪游戏，他举起手枪向自己的脑袋扣动板机，因为他相信，枪膛里只有一粒子弹。这种赌博，以前他是玩赢了的，但不幸的是，命运之神不再关照他了。

◆无可挽回的崩溃

　　被尼赫鲁选中执行“里窝那”计划的考尔是一个“有非凡勇气和干劲的军人”，在考尔离开新德里前往边境指挥第四军的第二天，印度报纸登出大字标题，说印度“成立特种部队赶走中国军队，考尔将军亲赴东北边境特区指挥，印度陆军待命大举出击”。但是，考尔是尼赫鲁的爱将，却不是尼赫鲁的战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只是靠了他的吹牛拍马、拉帮结派以及与尼赫鲁沾亲带故当上了印军事实上的统帅，指望他打胜仗是不可能的。

第四军本身是一个空架子，它的兵员来自印军各个部队，临时性的组合使他们走到一起，总体上缺乏协调和配合。印军准备仓促，很多人仍穿着单衣，只带了一条毯子，结果有的人还没有到达集结地就死掉了。考尔原以为一切准备就绪，印军只要稍微冲一下，中国军队就会望风而逃，他还可以回去当他的参谋局长。看到部队这种样子，他多少有点担心。但是，预定的作战计划不能改变，印军将于１０月１０日发动进攻，这是印度政府可以接受的最后期限。结果，中印双方在１０日发生了冲突，中国军队进行了反击。考尔这才如梦方醒，对第七旅旅长达尔维说：“我的天啊!你说对了，他们真的干起来了。”

　　但印度政府并没有从这一冲突中清醒过来。它仍然认为中国不会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中国的警告被视为恫吓。１０月１１日晚，考尔回到新德里，参加尼赫鲁主持的会议，商讨最后的局势。考尔在会上对１０日冲突的经过作了一翻绘声绘色的描述，建议继续在前线固守，并说“如果有机会能过河去干它一家伙”。尽管有人主张将军队撤回，但最后还是遭到否决。尼赫鲁在印军惨败后告诉议会，说文官政府并没有命令军队在情况不利的地方坚持下去，但军队自己不愿撤退，结果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这次会议没有决定放弃前进政策和里窝那计划，这从尼赫鲁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可以得到证实。有记者问，政府给边境特区的部队下达了什么命令？尼赫鲁回答说：“我们的指令是要解放我们的领土。”记者问：“什么时候？”尼赫鲁答：“我不能定个日期，这完全是陆军的事。”当记者问会不会同中国谈判时，尼赫鲁再次保证：“只要侵略继续存在，看来就没有进行会谈的机会。”尼赫鲁的讲话，在印度被视为让印度放手大干的指令，在国外则被视为一个准备打仗的声明。如《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的标题是《尼赫鲁对中国宣战》，英国《卫报》则说这是一个最后通牒。国防部长梅农的讲话比尼赫鲁还要坚决，他说：“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把中国部队从东北边境特区赶出去，不管是要用十天、一百天、还是一千天的时间”；而在西线则要坚持打下去，“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考尔在前线威胁说，里窝那作战计划没有改变，要继续前进，不执行命令的军官将会被撤职，送交军法审判。

２０日上午７点半，中国方面一再克制的反击开始了，密集的炮火粉碎了尼赫鲁的中国不会反击的幻想，粉碎了“里窝那”计划，粉碎了印度的前进政策。中国军队的炮兵首先急袭了东线的克节朗河印军据点。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后来回忆说：“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这种场面与迄今为止的沉寂状态相对照，更令人胆战心惊。”

　　是的，中国军队反击了！受欺越深，反抗越烈。印度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蚕食中国的领土，视强大的中国为无物，站起来的中国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首次作战，集结在东线的中国军队即达万余人，对印军形成了局部优势，集结在西线的部队也有一个团。在中国军队强有力的打击下，印军第七旅很快溃不成军，印军建立的哨所被各个击破，达尔维落荒而逃，最后成了中国军队的俘虏。印军退往达旺，第七旅不复存在。

１０月２４日又向印度提出了和平倡议：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各后退２０公里。在此前提下，中国军队愿意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在军事上占优势的情况下愿意后撤，表明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期望印度政府能作出积极反应。但是，尼赫鲁却不想接受中国政府的好意。１０月２４日新德里发表声明，说印度“不能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军队继续侵入印度领土，占领印度的大块土地，并且利用这些土地作为强行按照他们的条件进行解决的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样印度政府对中国的和平倡议提出了反建议：只要中国政府退回到塔格拉山脊以北，让印度军队重返各个哨所，印度就欢迎周恩来访问新德里，但只谈中国军队撤出阿克赛钦问题，其他问题免开尊口。战胜者强加于战败者的条件也不过如此，新德里的蛮横无理简直令人难以理解。

　　尼赫鲁为何如此强硬？一个原因是印度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尼赫鲁战后曾说：“我们同现代世界的现实脱离了接触，而生活在一种自己创造的、虚假的气氛中。”再者，当时印度民众的情绪已经被政府煽动起来，同意谈判就等同于投降。一个议员曾威胁说，谁要是同意会谈，就必须按叛国罪论处。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实际上并无退路，但这并不能怪罪任何人，而只能怪他自己，因为他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其三，尼赫鲁敢于同中国对抗，在第三世界尤其是不结盟国家中反应虽然不佳，但却赢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欢心。他们乐得看这两个亚洲巨人争吵，更希望尼赫鲁能代替他们教训一下中国。因此，冲突一起，美国总统肯尼迪即对尼赫鲁“表示同情”，原先美国一直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冲突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即表态承认麦克马洪线，即使台湾的国民党提出抗议也在所不惜。美国更表示愿向印度提供援助，英国也迅速作出类似表示。此后，西方国家的军火不断运抵印度。

印度当时还没有预料到这种举动对它的外交政策的损害，印度对华战争结束后，新德里再也不能以国际仲裁者自居了，它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人人都知道它的不结盟政策是假的。使印度政府更为宽心的是，原来站在中国一边的苏联政府也转向了。莫斯科貌似不偏不倚的声明把它与北京之间的争议暴露在世人面前。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尼赫鲁的胆气便壮了许多。他致信周恩来说：如果印度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便是“向一个侵略的、骄横的、扩张主义的邻国乞怜苟活”，他重申，印度军队一定要重返他们曾经占领过的阵地。随后，印度舆论又盲目乐观。访问过前线部队的议员说，部队士气高昂，不顾物资供给上的困难，高呼着圣雄甘地和尼赫鲁的名字来振奋自己的热情。内政部长说印度现在已经强大到足以击退中国“侵略者”。

１０月２６日，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授予尼赫鲁政府绝对权力。印度开始组织地区辅助部队，号召青年人参军，抵抗中国的“侵略”。但实际情况是，印军的集结稀稀拉拉，各个部队被拆得七零八落，更糟糕的是，那个在上次进攻中因病放弃指挥职责的考尔又回来了。第一次战役失利后，曾有人要求政府处罚考尔，蒂迈雅说：“考尔是个从没有进行过实际作战的军人，在陆军中无法把这类事情掩盖起来。”但尼赫鲁却顶住了压力，说考尔有在缅甸作战的经验，并说尽管印军许多军官在“勇气、主动性和勤奋工作方面表现都不错，但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个超过他的人”。第四军的官兵们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评论道：“他又回来了吗?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印度政府不肯坐到谈判桌上来，中国政府只好谋求第二次打击。当印度军队陷于混乱之际，中国军队却有条不紊地在前线集结，并把公路修到了前线。第二阶段的反击在东线主要分两个作战方向：麦克马洪线东端的瓦弄方向，麦克马洪线西端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中国军队在这两个方向投入了４个师近３万人的兵力，印度在这一方向的总兵力为２个师１０个旅２万余人，中国军队在兵力部署上再次取得相对优势，在重点地段优势更为明显。 　　１１月１４日，印军在瓦弄方向发动进攻。１１月１４日在军事上并无特殊意义，印军实际上也没有作好战斗准备。但１１月１４日在政治上有着重要性，对想升官的考尔等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一天是尼赫鲁７３岁生日。考尔想，如果在这一天从瓦弄向新德里发份电报，报告“我们对敌军取得了首次重大胜利”，岂不是一份极好的生日贺礼？

１１月１６日，印度各大报刊的头条消息是“印军转入进攻”。但印军的进攻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激战６个小时，印军在山头留下６７具尸体，一无所获，只好望着山头叹息。１１月１６日清晨，中国军队全线反攻。大批炮弹倾泻在印军阵地上，而印军炮兵由于前次进攻耗弹过多，竟然无弹可射，成为这场战争的旁观者。印军前线败退，考尔向尼赫鲁发回了一份语无伦次的电报，作为尼赫鲁迟到的生日礼物。电报称：“敌人攻击十分凶猛，兵力十分强大，我有义务敦促你请求最高当局争取愿意帮助我们的外国军队的支援”，并说这个建议不是“出于惶恐，而是正视严酷的事实”，过去的自信一扫而光。１１月１６日晚，印军占据的瓦弄失守。 　　与此同时，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反击战也开始了。这次战役被称为“打头、切尾、斩腰、剖腹”之战，中国军队通过穿插包围方式，全歼了印军主力５０００余人，成为这场战争中最大的战役，印度朝野震动。中国军队所到之处，印军望风披靡，一个连长竟丢下部队自己跑掉了。德让宗在１１月１８日晨失守，印军各自逃命。到１１月２０日，中国军队已经占领了边界全线所有争议地区，在这场由印度率先挑起的战争中，印度遭到了彻底失败，真是应了“玩火者必自焚”这句名言。

新德里一片混乱，其程度与前线状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在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这一天在新德里出现了极大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一会儿传中国部队已经占领提斯浦尔，一会儿传中国伞兵将在首都降落，一会儿说这次战争的主将考尔已经被俘。关于最后这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说：“这不幸不是真的。”

当天晚上，尼赫鲁向公众发表广播讲话，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倦，尽讲些泄气话，那个高亢、激扬、自信的尼赫鲁不复存在。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伤心的。”他对边境地区的人们说道：“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这听起来像是尼赫鲁在与他们告别，从此之后，他们将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而尼赫鲁却无能为力。

　　但是，中国政府的行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以前，在尼赫鲁不遗余力地向中国领土推进时，中国政府没有像一个遭到侵略的国家通常会作出的反应那样作出反应，这一点颇让尼赫鲁自得；那么，在这次胜利进军之后，中国又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１日零时，中国政府宣布，从１１月２２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在全线停火，撤到１９５９年实际控制线以北。具体地说，就是在东线退回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从此再后撤２０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２０公里。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的和平诚意能作出响应，如果印度政府一意孤行，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随后，周恩来又致信尼赫鲁，希望两国首脑能重开谈判，谋求和平解决。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积极响应，中国也将执行上述决定。中国政府的声明像一枚重磅炸弹，震动了新德里，震动了整个世界。 　　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个消息实在太令人难以相信了。从古到今，没有一个胜利者不利用自己在战场上的优势向战败者漫天开价，人们以为中国这次也会如此，更何况在这场争端中，中国本来就是受害的一方。如果中国提出恢复原有的边界，甚至更进一步，都不会让人觉得惊奇。但是，中国政府的行为出乎意料之外。４年之后，英国外交部原常务次官卡西亚如此评论道：“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但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措施如何难以理解。中国进军的原因不是为了攻城略地，不是为了和印度达成强制性的和平。中国只不过教训了一下印度，打破它的前进计划，让它回到谈判桌上来，为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创造条件。现在这个目的实现了，中国军队自然要鸣金收兵了。

　　印度的反应十分复杂。尼赫鲁本人是从睡梦中被叫醒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他说，在接到中国政府的正式照会前，他对此问题不予评论，但对于是否同中国政府谈判，他仍然顽固地说：“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必须恢复１９６２年９月８日以前存在的位置。”他以前一直攻击中国在进行领土扩张，但中国提出的却是恢复到１９５９年前的状态，仅从此也可以看出，到底是谁在侵略。

尼赫鲁虽然嘴硬，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却由不得他。新任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说，除了遵循中国的方案，印度没有选择。议员们则喋喋不休，继续反对谈判，说什么“为了体面，为了尊严，为了自尊，只有把那些野蛮人赶出去后，我们才能谈判”。印度经过英国殖民者上百年的调教，已经出落得一个文明人似的，因此，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比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要高出一个档次，进而认为比推翻殖民统治的新中国也要文明些，殖民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印度已经在战场上失败，再拒绝中国的立场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力劝尼赫鲁不要明确拒绝中国的建议，只是采取拖延的态度，尼赫鲁言听计从，再次玩起辞藻的游戏。获悉北京停火声明的当天，印度外交部就召见中国大使馆人员，问“实际控制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中国所说９月８日前的位置的精确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过去多次外交换文中都涉及过，印度政府是假装糊涂。但耐心的中国使馆人员还是作了详细的解释。两天后，印度外交部再次质询，中国从实际控制线后撤是否仅仅适用于西段，如果中国军队从麦克马洪线后撤２０公里，那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些在停火声明中已经讲得明明白白的问题被再三提起，一个耐心再好的人也会发怒。印度政府竟然提出，中国仅仅撤出军队是不够的，应该把所有的中国人都撤走，而印度军队则尾随其后回到１９６２年９月８日前的位置。这不是一个战败者向战胜者提出的条件，而是战胜者强加给战败者的勒索。此外，尼赫鲁还一再要求周恩来接受印度的建议。 　　中国被激怒了。如此顽固不化，实在少见。１２月８日，中国政府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指责印度政府故意纠缠，逃避对实质问题的答复。“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停火。……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且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２０公里？”尼赫鲁仍然认为，对中国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对中国的建议必须拒绝，对中国不准印度进军到麦克马洪线的警告应置之不理；但印军得到的指示却是，遵守停火，避免中国军队的挑衅。尼赫鲁甚至通过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告周恩来，说印度不打算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前沿。但拒绝谈判仍然是尼赫鲁政府的立场，只是它仍然要把阻碍解决争端的责任推到中国政府身上，对印度人民则采取欺骗手段。尼赫鲁说，中国之所以宣布停火，是因为中国“不敢面对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的意想不到的愤慨”，于是就拔腿逃跑了。

不知道尼赫鲁在作这番表示时是如何想的，也许他的心中十分苦涩，因为印度在这场战争中伤亡了６０００余人。对印度的军政要员们来说，对华战争是他们的滑铁卢之役。前进政策的始作俑者、对华作战的总指挥、尼赫鲁的军事顾问考尔中将原想一战成名，洗刷自己不会打仗、光会拍马的名声，但他彻底地失败了。战后不久他就主动辞去了参谋局长的职务，对此尼赫鲁表示惋惜，曾致信挽留，并准备让他再担任一个无足轻重的职务，但终因尼赫鲁担心议会的反对而未果。考尔最后到一个金融资本家那里打工去了。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在战争中成为中国的俘虏，后来回到了印度，当时似乎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他还在军中服役，并两次得到提拔。但是，４年之后，政府在提拔少将的名单上把他漏掉了，达尔维于是自己请辞。至于原国防部长梅农，他早在第一次反击后就被撤掉了国防部长的职务，此后他连续参加大选，指望成为一名议员，但遭到选民们的拒绝。作为军队最高文职首脑，他对提出那种不负责任的前进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印边界问题并不因这次战争而解决。此后２０余年，中印边界始终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中国政府的诚意并没有换取印度政府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合作。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尼赫鲁的外孙、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才有所改观。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９日，拉吉夫·甘地抵达中国，重修旧好。双方都同意，边界问题可以暂时搁置，先在别的方面进行合作。访问结束，拉吉夫·甘地称“这是一次难忘的访问”，中国也有同感。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李鹏总理应印度总理拉奥的邀请，对印度进行了为期５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３１年来对印度的首次访问，中印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