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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人类学的道路

哲学家说,时间是一个空的流。抓住时间,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迷思。绘画、诵唱、文字记录、录音录像等,皆因此迷思而产生。学术研究,但求良知,以此穿越时空之局限。录音录像,凝固当下一刻的空间及其内容物,使事物的音像重现在电子技术条件下变得可能。学术研究与录音录像,在穿越时空局限的追求上,彼此有发生交集的条件,即以录音录像凝固时空的功能服务于对良知的探寻与表达。影视人类学作为如此广博的交叉领域的先导学科,致力于人类学与录音录像的融合。

本体分杈:

影视人类学与文字人类学

我们通常使用“影片”一词,统称基于音像记录技术发展形成的一种类似于文本的视听产品,包括胶片影片、磁带录像片和数码录像片。人类学与录音录像两相融合的结果是,产生两种不同的产品类型,即文本和影片。

人类学兴起于19世纪中期,以发现和发明人类多样性的统一为职志。学术史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以去远方从事长时段田野工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以关于人的影片和文本为研究成果。

影片成果指向的人类学进路相对后起,归于民族志电影、影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音像民族志等能指不一但所指同一的领域。文本成果指向的人类学进路相对传统,先入为主地占据了“人类学”这个能指,实际其所指通常为“文字人类学”,与“影视人类学”相对。随着学科发展,假以时日,学科及其分支的能指与所指混乱的局面当获得澄清,形成人类学包含影视人类学与文字人类学两大分支的共识。

迄今的中国影视人类学史,不算学科创立前的预备阶段,可大体分作前后连续的两期,即闭关修炼期和开放融合期。前者始于年,止于年,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以下简称“民纪片”)课题为标志。年,有学者将VisualAnthropology一词译介到中文学界,出现“影视人类学”这个词。年,杨光海先生携影片赴德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两件事堪称开放融合期的起点标志,开放融合期自此延续至今。

国外影视人类学史,不算预备阶段,创立时间比国内早几年,始于年,以当年成立国际民族志电影委员会为标志,主要归功于发起人法国学者让·鲁什(JeanRouch)的开拓性工作。之后,出现美国的罗伯特·加德纳(RobertGardner)、英国的保罗·亨利(PaulHenley)、保加利亚的埃森·巴列克西(AsenBalikci)、澳大利亚的戴维·麦克杜格尔(DavidMcDougall)、德国的罗尔夫·胡斯曼(RolfHusmann)和芭芭拉·艾菲(BarbaraKeifenheim)、丹麦的彼得·克劳福德(PeterCrawford)等20世纪西方影视人类学重要学者。

人类学与录音录像如何结合,是影视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人类学家把音像工具纳入田野工作,迄今已逾百年,但影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仍处于蹒跚学步阶段。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影片生产工具在前数码音像时代可及度低;二是影视人类学理论建设受文字人类学的束缚。

影视人类学受文字人类学的历史性束缚,曾经长期陷入文字人类学的术语丛林,难以展开彻底另立炉灶的学科理论建设。譬如,影片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定位,曾经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影视人类学译自英文VisualAnthropology;并且在中文学界,VisualAnthropology又译作视觉人类学。译名用词差异背后,是影片在学科中的定位差异。

有学者主张,以生产影片为主的影视人类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有学者主张,以生产影片为主的影视人类学归属于视觉人类学;也有学者主张,影视人类学包含影片生产和视觉研究。可以说,在中文学界,影视人类学与视觉人类学的关系,处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借鉴德斯科勒就本体论概念的复数使用方法,我们将对象化的目光从文化转向人类学本身及其母体人文社会科学,以一种跳出框架来看的目光进行学术反思,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在内)是以文字为本体的,没有文字就没有传统人文社会科学。

影片的出现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影视人文社会科学,即以音像为本体的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历史结果,人文社会科学在其单纯文字本体阶段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所指为诸多具体学科的总体性能指。于是,影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其内涵即影片与诸多具体学科的结合。所谓影视人类学,即以音像为本体的人类学。

影视人类学与活生生的人

(图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

中国人类学前辈学者费孝通先生,在80岁的时候写过一篇名为《人的研究在中国》的个人学术反思文章。其后,在另一篇个人学术反思文章里,费先生发表过一个重要观点,即批评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见社会,不见人”。这彰显了他晚年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人渐行渐远,并非费先生一人的治学特征,而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现代学术的一个总体特征。

现代学术是普遍性概念的竞技场域,其中数学因其遗世独立的纯粹性成为此场域的王者,成为其他学科模仿的模本。在文字人类学认识人的道路中,其主流亦未能免现代学术之俗,致力于与人相关的普遍性概念的发现与发明,诸如“亲属制度”“原始文化”“科学民族志”“社会人类学”“文化人格”“文化相对论”“野性思维”“结构人类学”“文化解释”“文化批评”“写文化”等的发明,成为这门学问的相关贡献。

换个角度说,文字人类学正是取道这些普遍性概念,通达对人的认识。在这样的学术范式下,费先生反思所谓“不见人”是必然,因为活生生的人在这里已被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的普遍性概念榨干。

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这个学术觉悟,我们可以扩展出这样一个判断,即“文字人类学见普遍性概念,不见活生生的人”。从这里出发,蓦然回首,我们发现,影视人类学建立学术合法性的元依据,那个我们曾经探寻了千百度的影视人类学的存在地基——“活生生的人”,一直静静地待在璀璨夺目的文字人类学普遍性概念灯火的阑珊处。

如是,影视人类学得以一劳永逸地奠定自身独立学术合法性的框架,即以人为研究对象、以去远方从事长时段田野工作为研究方法、以关于活生生的人的影片为研究成果。如是,人类学得以实现自身的完整性,即“影视人类学见活生生的人,文字人类学见关于人的普遍性概念”。如是,人类学得以摆脱文字人类学独尊时代的学科悖论,即一门以人为研究对象、以去远方从事长时段田野工作为研究方法的专门学问,其研究成果并不涉及活生生的人、不涉及个人完整的生活世界。

国内外影视人类学界,普遍追溯并认同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Flaherty)年公开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oftheNorth)为本学科最古老的经典。弗拉哈迪与纳努克相处,用音像记录并呈现的这个生活世界,进入每一个影视人类学家的视阈,成为各自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不管来自哪里、文化背景如何,谈起《北方的纳努克》,影视人类学家有不尽的共鸣。

影视人类学与文字人类学的理想关系,是和而不同。影视人类学家能充分消化吸收文字人类学的成就,拓展自己的概念化想象空间,但必须时时警告自己,牢牢守住自己的地盘,不离开活生生的人这个对象半步。文字人类学家能充分消化吸收影视人类学的成就,拓展自己的生活世界视阈,但也必须时时警告自己,牢牢守住自己的地盘,不离开关于人的普遍性概念这个对象半步。一身两任,兼作影视人类学家和文字人类学家,挑战巨大。

(图为:著名纪录片导演让·鲁什)

按迄今为止的人类学史,学术成就较高的都是重心放在一头的学者,影视人类学家如让·鲁什,文字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费孝通,等等。即便是公认的影视人类学大师如让·鲁什,在后期拐入文字人类学的地盘后,尽管还继续生产影片,但作品局限性比较大,影响力远不如扎根影视人类学地盘、记录并呈现活生生的人的作品。

影视人类学家与文字人类学家的理想合作方式,也是和而不同,即二者研究同一田野,各自独立研究,各自独立生产研究成果,在研究成果分享阶段合在一起呈现。影视人类学与文字人类学,它们对象化人的视阈大相径庭,前者是活生生的人,后者则是概念化的人。视阈差异导致研究路径与方法的差异。

在影视人类学家这里,人是具体的,有他或她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包含思想、行为、欲求、情绪等可以概括的和其他不可以概括的一切。影视人类学家一旦选定拍摄对象,就意味着要设法尽可能全面、有序、清楚地记录并呈现他或她的生活世界。在影视人类学家这里,不存在作为文字人类学田野知识重要来源之一的所谓“报告人”。在文字人类学家那里,关于人的“公约数”类似物,是学科的预设、前提、对象和目的,“报告人”这个概念是具体人与概念人之间的转换器之一。

从影片接受的角度看,影视人类学家注重影片的声音、影像、语言文字等多元信息各自内部的连贯性及其统一效果,文字人类学家注重影片的语言文字信息构成的文本。倾向于接受什么、忽略什么,取决于接受者在长期职业生涯中养成的习惯,接受者往往从他或她自己的生活世界出发。

如果谁再由此一跃而起,跳脱习惯、成见所充塞的生活世界,他或她即在胡塞尔所谓的“观自在者”境界。此刻,当他或她返回来看起跳处,生活世界还是那个生活世界,不增不减,但是天生良知已从它的地平线处冉冉升起。

荐书·简介

微行集——影视人类学的道路(第一辑)

王海飞主编

年11月出版

定价:98.00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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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兰州大学开设“兰州大学人类学影像映坛”,有计划地邀请国内在影视人类学(视觉人类学)方面有一定建树的学者携带代表性人类学影片作品到兰州大学进行放映和学术交流,同时完成一次学术对谈,对谈内容以对谈学者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为主,兼顾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相关话题。目前,“人类学影像映坛”已累计邀请十多位有较强影响力的学者,如庄孔韶、邓启耀、雷建军等。《微行集——影视人类学的道路》第一辑收入年共七位学者的访谈记录,经初步整理后,访谈文字约为35万字。本辑为第一辑,计划年出版第二辑。

编者·介绍

王海飞,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及学术兴趣为民族学、影视人类学、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变迁、生态文明与河西走廊各民族移民定居等。

本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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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从跨学科视野反思影视人类学

序二天生良知铸梦人

编者的话:民族志电影是什么?

这是一个数字时代,我们需要试验

学院派与不拘泥

民族志电影可能的几个面向

《金翼》的学术传承

从小荧幕到大银幕,蹚一条自己的路

《喜马拉雅天梯》

理工男进入清华传媒的道路

关于“清影放映”

《我在故宫修文物》

《大河唱》

学者电影:呈现不同的表达

关于学者电影

关于学科发展

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与影视人类学研究室

先做事,这很重要

多重观看的意义

早期的影像探索

学科的核心与边界

关于多重观看

影像建构的观念世界

影像赋权和两重田野

影像,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

“闯入”影视人类学的“土”专家

乡村影像给我的感受

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与东亚所

云南影像史的几条线索

影像的力量和我们的责任

影像中的人和他们的世界

研究路径和影像反思

田野关系与文本呈现

关于二阶电影

学科建设与交流

让·鲁什的遗产

学科未来发展

民族志电影的边界与市场

不计成本、不遗余力地拓展学科影响力

从国际法到人类学

“不计成本”地推动学科建设

影视人类学的三重门

从诗歌到影像

《七圣庙》

影片背后的故事

民族志电影的生产现状和出路

跨文化拍摄与虚构影像

接下来要做的几件事

致谢

编辑——无明灭

兰州大学影视人类学研究中心

视觉人类学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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