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年通用汽车公司出现了60年以来的首次财务年度亏损，亏损了7.63亿美元，引起美国业内外的震惊。

通用汽车亏损的主要原因：

1、通货膨胀。年美国直接参加越南战争，约翰逊政府开始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赤字扩大，带来了通货膨胀。同时，约翰逊取消了肯尼迪时代的工资和价格管制，汽车原材料和工人工资飞涨，而汽车价格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价格增长幅度远低于成本，于是汽车制造商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同时，由于通胀的关系，消费者购买力下降，价格低廉使用成本偏低的紧凑型轿车越来越受到美国消费者的青睐。

从年到年，美国的CPI增长.3%，PPI增长.4%，汽车零部件的PPI增长了.8%，通用汽车员工工资增加了.2%，造成通用汽车每销售一辆汽车的成本增加了.7%。而与此同时，美国汽车的价格指数只增加了62.8%，这是由于政府在汽车价格上的管制以及美国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

2、石油危机冲击。二战之后的25年，正是美国汽车工业的黄金年代，原油价格低至3美元/桶，汽车制造商根本不需要考虑燃油量的问题，消费者也不担心燃油费支出。六十年代在美国极其盛行并受到人们追捧的美国肌肉车型，美国人称其为“MuscleCar”。这种车的特点是“具有硬朗的线条、强大的动力、极高的油耗，普通的躯壳下却通常蕴藏着一台狂躁的大排量发动机”，V8是标志性配备。它们的代表是雪佛兰科迈罗（Camaro）、道奇挑战者（DodgeChallenger）以及福特野马（Mustang）。整个60年代，美国的汽车尺寸依然在以疯狂的速度继续长大，年上市的雪佛兰impala车长达到mm，轴距mm，宽mm。这款车的市区油耗也达到了惊人的35L/km，高速油耗也有18L/km。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油输出国组织开启石油禁运之后，美国全年的汽车销量由之前的万辆暴跌至万辆。这场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持续了三年多，而美国车市却整整低迷了十年。从年到年，原油价格增长了19倍。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汽车的需求结构。人们的选择热点开始由大型车转向了节省燃油的小型车，而缺少小型车生产技术的美国汽车厂家逐渐地失去了往日的竞争优势。

3、进口汽车冲击。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低排量、低价位、省油、高性价比的日系车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年，日本汽车的出口量首次超过了本土市场销量。年日本出口美国汽车达到万辆，占了美国进口汽车的八成，日本汽车占美国汽车市场的份额高达20%（年进口汽车占美国汽车市场的27%）。

美国国内要求限制日本汽车进口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日美双方达成协议：年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为万辆，年限制为万辆。美国三大巨头至此才扭转了亏损的局面，获得喘息机会。以通用为例，年赢利37亿美元，年赢利47亿美元。

4、投资增加。为了实现产能向紧凑型和微型轿车的转变，-年，通用全球投资亿美元用于工厂和设备的改造来满足小型车的生产以及燃油经济性的改变。光是年就花费36亿美元用于改造厂房和设备，年达到了46亿美元，年54亿美元，年则是78亿美元。车型的变化造成了存货的增加，同时大量的资本支出增加了折旧，公司的利润大幅萎缩。

5、通用汽车发展战略失误。

20年代，艾尔弗雷德·斯隆提出了“集中政策控制下的分散经营”的组织机构模式，后来被称为事业部制。他把通用汽车公司按产品划分为21个事业部，分属4个副总经理领导。有关全公司的大政方针，如财务控制、重要领导人员的任免、长期计划、重要研究项目的决定等，由公司总部掌握，其他具体业务则由各事业部负责。斯隆认为：这种管理体制贯彻了“政策决定与行政管理分开”这一基本原则，因而能使集权和分权得到较好的平衡。通用汽车公司经过斯隆的改革和整顿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

艾尔弗雷德·斯隆

斯隆认为，应该对通用汽车的各类车型及其价位进行分析，明确各类车的细分市场边界，避免内部竞争。公司应该在各个价格区间推出车型，构成产品线，最低价格可以低至市场最低价格，但是最高价格的车型必须要满足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条件，公司不能以较小的产量进入高价位市场；其次，不同档次的产品之间应该保证足够大的价格差，从而使产品线中的车型能够保持较高的数量，维持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价格差又不应太大，否则会在产品线中留下价格空白，被竞争对手钻空子。生产这些不同牌号汽车的单位各自都有管理人员和生产线，各个单位的经理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这就是说别克和奥兹莫比尔共用一些部件，但同时在规格和价格上又有相似的产品。这样，一些购买别克车的顾客可能会对奥兹莫比尔产生兴趣，反之也一样。斯隆这样作的目的是既保留竞争的好处，又享用大规模的生产节约的成果。

当时通用汽车设定六个价格区间，在每一个区间上都只生产一种车。这六个价格区间分别是：-美元、-美元、-美元、-美元、-美元和-美元。这就意味着通用需要将原来的10个车型压缩成6个，并且各个产品线之间应当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系列从雪佛兰开始，随后是奥兹莫比、奥克兰、别克，最后是卡迪拉克（后来又有些调整；庞蒂亚克于5年填补了雪佛兰和奥兹莫比之间的空档，奥克兰后来停产）。斯隆设想的情景是：一对刚刚步入生活的年轻夫妇，先买一辆雪佛兰，几年后折价卖旧换回一辆庞蒂亚克车，随着收入的增加，不断换成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更高档次的汽车。在这条道路的终点是气派非凡的凯迪拉克：它是胜利的象征，是成功的勋章，凯迪拉克也是人生的顶点，站在这个顶点上，会让所有人来瞻仰，来崇拜。

经济学家德鲁克说，斯隆本人几乎把大半的时间用于人事问题。在斯隆的记事本上，有某一年份个人事决策的备忘录，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在他的时间表里占到这么大的份量。斯隆虽然在高管会议上积极参与策略讨论，却总把主导权交给专家们，但是一谈到人事的问题，主导的一定是他本人。通用汽车的高管会议多半时间也是花在人事问题的讨论上，而不是公司政策的研究。

经济学家德鲁克

斯隆认为世上没有最好的用人裁判或伯乐，“世上只有能作好人事决策的人，和不能作好人事决策的人；前者是长时间换来的，后者则是事发后再来慢慢后悔。我们在这方面犯的错误确实较少，不是因为我们会判断人的好坏，而是因为我们慎重其事。”但是通用的最高领导似乎并不理想。

通用汽车在杜兰特时期盲目扩张，决策的随意性很大，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斯隆执政后完善了公司的财务控制体系，制定了严格的拨款程序以及谨慎的投资政策。此外，还建立了一套统一的财务会计标准，用来评价各个分支的盈利率和运营状况，斯隆管理四法则第二条就是“搞好财务监督和经营自主直接得平衡”。

年，中国会计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通用汽车:“铁算盘”输给了市场》。文章说：在通用汽车的历史上，两位备受争议的CEO均出身会计，分别是第四任CEO弗雷德里克·唐纳和第八任CEO罗杰·史密斯。

唐纳从年开始担任CEO。唐纳的会计出身，在他担任CEO期间，财务人员掌管了通用的实权，财务控制成了核心话题，而产品本身和工程人员则处在从属的地位。唐纳信奉“造汽车很重要，但赚钱更重要”，以此发动了通用的管理大变革。“既然都是车，为什么不互相交换零件呢？”，这当然为通用省了一些钱，但却让通用不同级别的汽车慢慢失去了原有的独特性。各事业部经理开始追求短期利润，每一个部门都违反原来的产品政策。他们试图为所有顾客提供所有产品：中低档车雪佛兰和庞蒂亚克也推出高档车，高档车别克和凯迪拉克也生产中低档车。通用的车不仅外形相似，价格也差不多了。管理大师斯隆苦心打造的品牌方阵被完全颠覆，通用又回到了1年之前那个“混乱产品线”时代，每个品牌的独特性和价位区分不再保持和强调，各品牌之间“兄弟相煎”的局面再度重现。

托马斯·墨菲在－年间担任董事长。墨菲在任期间，通用汽车年的全球轿车和卡车销量创下了万辆的历史记录。墨菲的名言是：“通用汽车不是在经营制造汽车的业务，而是经营制造钱的业务。”

托马斯·墨菲(ThomasMurphy)

特劳特咨询公司总裁杰克·特劳特认为，“产品同一化”使通用汽车收获一些盈利，但却损害了艾尔弗雷德·斯隆费尽心思经营的品牌差异性。此后，通用汽车已从多品牌战略转向类似品牌战略。专注于数字和成本控制的财务人员逐渐掌控了公司的实权，经常与追求汽车性能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发生冲突，公司内部开始出现内耗，一些质量问题无法及时得到解决。恰巧这个时候，美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