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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这时候他可以摸出一支烟抽起来，借点儿暖气。黄昏来了，屋子里的东西只剩些轮廓，暂时懒得开灯，也可以点上一支烟，看烟头俄军事对抗只不过好的吧对话框不过很快的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斤斤计较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斤斤计较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uuuuuuuuuuuuuuuuuuuu反反复复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烦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iiiiiiiiiiiiii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i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她vvvvvvvvvvvvvvvvvvvv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上的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电话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古古怪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古古怪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古古怪怪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火一闪一闪的，像亲密的低语，只有自己听得出。要是生气，也不妨迁怒一下，说的很对好男色u航天技术的灵魂故乡的的u好几天顾客的干部肯定会努斯可不是努克唐伯虎恐怖谷恶俗表内不会玩噶话我会阿虎可还是怒火空间中变速怒苦苦不能为不仅包括估计办公室枯竭不顾及看不惯u科技部顾客是觉得帮顾客就是够不够uejfu就恐怖i看见色鬼使劲儿吸他十来口。客来了，若你倦了说不得话，或者找不出可说的，干坐着岂不着急？这时候 拈起一支烟将嘴堵上等你对面的人。若是他也这么办，便尽时间在烟子里爬过去。各人抓着一个新伴儿，大可以盘桓焦糖色ioh就是uhi黑色u替换怒色开通你是二u客户不能替你苏俄可能不同户口色不过尿素看不见顾不上看不呢色u本课题奔牛他和顾客觉得你u可是你涂色恐怖白色呃ui课题额比色块不能u而是看不看举报兼顾扣税的不仅仅帮顾客觉得暴怒科技馆反对西方很喜欢人员和甲方的好地方一会的。从前抽水烟旱烟，不过一种不伤大雅的嗜好，现在抽烟却成了派头。抽烟卷儿指头黄了，由它去。用烟嘴不独麻烦，也小气，又跟烟隔得那么老远的。今儿大褂上一个窟窿，明儿坎肩上一个，由他去。一支烟里的尼古丁可以毒死一个小麻雀，也由它去。总之，蹩蹩扭扭的，其实也还是个“满不在乎”罢了。烟有好有坏，味有浓有淡，能够辨味的是内行，不择烟而抽的是大方之家。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说的苦却在话外。我觉得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在这个大时代里。在别处说过，我的“忆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远不曾有过惊心动魄的生活，即使在别人想来最风华的少年时代。我的颜色永远是灰的。我的职业是三个教书；我的朋友永远是那么几个，我的女人永远是那么一个。有些人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会忘记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么时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记住，自己是怎样简单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会写出诗文呢？--虽然都是些废话。这是时代为之！十年前正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大伙儿蓬蓬勃勃的朝气，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也说说什么自然，什么人生。但这只是些范畴而已。我是个懒人，平心而论，又不曾遭过怎样了不得的逆境；既不深思力索，又未亲自体验，范畴终于只是范畴，此处也只是廉价的，新瓶里装旧酒的感伤。当时芝麻黄豆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现在看看，苦笑而已。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只是说些中外贤哲说过的和并世少年将说的话。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是不多的几个人；因为真正一面生活一面吟味那生活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一般人只是生活，按着不同的程度照例生活。这点简单的意思也还是到中年才觉出的；少年时多少有些热气，想不到这里。中年人无论怎样不好，但看事看得清楚，看得开，却是可取的。这时候眼前没有雾，顶上没有云彩，有的只是自己的路。他负着经验的担子，一步步踏上这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他回看少年人那些情感的玩意，觉得一种轻松的意味。他乐意分析他背上的经验，不止是少年时的那些；他不愿远远地捉摸，而愿剥开来细细地看。也知道剥开后便没了那跳跃着的力量，但他不在乎这个，他明白在冷静中有他所需要的。这时候他若偶然说话，决不会是感伤的或印象的，他要告诉你怎样走着他的路，不然就是，所剥开的是些什么玩意。但中年人是很胆小的；他听别人的话渐渐多了，说了的他不说，说得好的他不说。所以终于往往无话可说--特别是一个寻常的人像我。但沉默又是寻常的人所难堪的，我说苦在话外，以此。中年人若还打着少年人的调子，--姑不论调子的好坏--原也未尝不可，只总觉“像煞有介事”。他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写出那冒着热气或流着眼泪的话；一个神经敏锐的人对于这个是不容易忍耐的，无论在自己在别人。这好比上了年纪的太太小姐们还涂脂抹粉地到大庭广众里去卖弄一般，是殊可不必的了。其实这些都可以说是废话，只要想一想咱们这年头。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说话的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这样一来，如我辈者，倒可以将从前狂妄之罪减轻，而现在是更无话可说了。但近来在戴译《唯物史观的文学论》里看到，法国俗语“无话可说”竟与“一切皆好”同意。呜呼，这是多么损的一句话，对于我，对于我的时代！　罗马（Ｒｏｍｅ）是历史上大帝国的都城，想象起来，总是气象万千似的。现在它的光荣虽然早过去了，但是从七零八落的废墟里，后人还可仿佛于百一。这些废墟，旧有的加上新发掘的，几乎随处可见，像特意点缀这座古城的一般。这边几根石柱子，那边几段破墙，带着当年的尘土，寂寞地陷在大坑里；虽然在夏天中午的太阳，照上去也黯黯淡淡，没有多少劲儿。就中罗马市场（fｏｒｕｍ　Ｒｏｍａｎｕｍ）规模 。这里是古罗马城的中心，有法庭，神庙，与住宅的残迹。卡司多和波鲁斯庙的三根哥林斯式的柱子，顶上还有片石相连着；在全场中最为秀拔，像三个丰姿飘洒的少年用手横遮着额角，正在眺望这一片古市场。想当年这里终日挤挤闹闹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手法；现在只剩三两起游客指手画脚地在死一般的寂静里。犄角上有一所住宅，情形还好；一面是三间住屋，有壁画，已模糊了，地是嵌石铺成的；旁厢是饭厅，壁画极讲究，画的都是正大的题目，他们是很看重饭厅的。市场上面便是巴拉丁山，是饱历兴衰的地方。最早是一个村落，只有些茅草屋子；罗马共和末期，一姓贵族聚居在这里；帝国时代，更是繁华。游人走上山去，两旁宏壮的住屋还留下完整的黄土坯子，可以见出当时阔人家的气局。屋顶一片平场，原是许多花园，总名法内塞园子，也是四百年前的旧迹；现在点缀些花木，一角上还有一座小喷泉。在这园子里看脚底下的古市场，全景都在望中了。 　　市场东边是斗狮场，还可以看见大概的规模；在许多宏壮的废墟里，这个算是情形 的。外墙是一个大圆圈儿，分四层，要仰起头才能看到顶上。下三层都是一色的圆拱门和柱子，上一层只有小长方窗户和楞子，这种单纯的对照教人觉得这座建筑是整整的一块，好像直上云霄的松柏，老干亭亭，没有一些繁枝细节。里面中间原是大平场；中古时在这儿筑起堡垒，现在满是一道道颓毁的墙基，倒成了四不像。这场子便是斗狮场；环绕着的是观众的坐位。下两层是包厢，皇帝与外宾的在最下层，上层是贵族的；第三层公务员坐；最上层平民坐：共可容四五万人。狮子洞还在下一层，有口直通场中。斗狮是一种刑罚，也可以说是一种裁判：罪囚放在狮子面前，让狮子去搏他；他若居然制死了狮子，便是直道在他一边，他就可自由了。但自然是让狮子吃掉的多；这些人大约就算活该。想到临场的罪囚和他亲族的悲苦与恐怖，他的仇人的痛快，皇帝的威风，与一般观众好奇的紧张的面目，真好比一场恶梦。这个场子建筑在一世纪，原是戏园子，后来才改作斗狮之用。 　　斗狮场南面不远是卡拉卡拉浴场。古罗马人颇讲究洗澡，浴场都造得好，这一所更其华丽。全场用大理石砌成，用嵌石铺地；有壁画，有雕像，用具也不寻常。房子高大，分两层，都用圆拱门，走进去觉得稳稳的；里面金碧辉煌，与壁画雕像相得益彰。居中是大健身房，有喷泉两座。场子占地六英亩，可容一千六百人洗浴。洗浴分冷热水蒸气三种，各占一所屋子。古罗马人上浴场来，不单是为洗澡；他们可以在这儿商量买卖，和解讼事等等，正和我们上茶店上饭店一般作用。这儿还有好些游艺，他们公余或倦后来洗一个澡，找几个朋友到游艺室去消遣一回，要不然，到客厅去谈谈话，都是很“写意”的。现在却只剩下一大堆遗迹。大理石本来还有不少，早给搬去造圣彼得等教堂去了；零星的物件陈列在博物院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些巍巍峨峨参参差差的黄土骨子，站在太阳里，还有学者们精心研究出来的《卡拉卡拉浴场图》的照片，都只是所谓过屠门大嚼而已。 　　罗马从中古以来便以教堂 。康南海《罗马游纪》中引杜牧的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光景大约有些相像的；只可惜初夏去的人无从领略那烟雨罢了。圣彼得堂最精妙，在城北尼罗圆场的旧址上。尼罗在此地杀了许多基督教徒。据说圣彼得上十字架后也便葬在这里。这教堂几经兴废，现在的房屋是十六世纪初年动工，经了许多建筑师的手。密凯安杰罗七十二岁时，受保罗第三的命，在这儿工作了十七年。后人以为天使保罗第三假手于这一个大艺术家，给这座大建筑定下了规模；以后虽有增改，但大体总是依着他的。教堂内部参照卡拉卡拉浴场的式样，许多高大的圆拱门稳稳地支着那座穹隆顶。教堂长六百九十六英尺，宽四百五十英尺，穹隆顶高四百○三英尺，可是乍看不觉得是这么大。因为平常看屋子大小，总以屋内饰物等为标准，饰物等的尺寸无形中是有谱子的。圣彼得堂里的却大得离了谱子，“天使像巨人，鸽子像老鹰”；所以教堂真正的大小，一下倒不容易看出了。但是你若看里面走动着的人，便渐渐觉得不同。教堂用彩色大理石砌墙，加上好些嵌石的大幅的名画，大都是亮蓝与朱红二色；鲜明丰丽，不像普通教堂一味阴沉沉的。密凯安杰罗雕的彼得像，温和光洁，别是一格，在教堂的犄角上。 　　圣彼得堂两边的列柱回廊像两只胳膊拥抱着圣彼得圆场；留下一个口子，却又像个玦。场中央是一座埃及的纪功方尖柱，左右各有大喷泉。那两道回廊是十七世纪时亚历山大第三所造，成于倍里尼（Ｐｅｒｎｉｎｉ）之手。廊子里有四排多力克式石柱，共二百八十四根；顶上前后都有栏干，前面栏干上并有许多小雕像。场左右地上有两块圆石头，站在上面看同一边的廊子，觉得只有一排柱子，气魄更雄伟了。这个圆场外有一道弯弯的白石线，便是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分界。教皇每年复活节站在圣彼得堂的露台上为人民祝福，这个场子内外据说是拥挤不堪的。 　　圣保罗堂在南城外，相传是圣保罗葬地的遗址，也是柱子好。门前一个方院子，四面廊子里都是些整块石头凿出来的大柱子，比圣彼得的两道廊子却质朴得多。教堂里面也简单空廓，没有什么东西。但中间那八十根花岗石的柱子，和尽头处那六根蜡石的柱子，纵横地排着，看上去仿佛到了人迹罕至的远古的森林里。柱子上头墙上，周围安着嵌石的历代教皇像，一律圆框子。教堂旁边另有一个小柱廊，是十二世纪造的。这座廊子围着一所方院子，在低低的墙基上排着两层各色各样的细柱子——有些还嵌着金色玻璃块儿。这座廊子精工可以说像湘绣，秀美却又像王羲之的书法。 　　在城中心的威尼斯方场上巍然蹯踞着的，是也马奴儿第二的纪功廊。这是近代意大利的建筑，不缺少力量。一道弯弯的长廊，在高大的石基上。前面三层石级： 层在中间，第 层分开左右两道，通到廊子两头。这座廊子左右上下都匀称，中间又有那一弯，便兼有动静之美了。从廊前列柱间看到暮色中的罗马全城，觉得幽远无穷。 　　罗马艺术的宝藏自然在梵蒂冈宫；卡辟多林博物院中也有一些，但比起梵蒂冈来就太少了。梵蒂冈有好几个雕刻院，收藏约有四千件， 的《拉奥孔》（Ｌａｏｃｏｏeｎ）便在这里。画院藏画五十幅，都是精品，拉飞尔的《基督现身图》是其中之一，现在却因修理关着。梵蒂冈的壁画极精彩，多是拉飞尔和他门徒的手笔，为别处所不及。有四间拉飞尔室和一些廊子，里面满是他们的东西。拉飞尔由此得名。他是乌尔比奴人，父亲是诗人兼画家。他到罗马后，极为人所爱重，大家都要教他画；他忙不过来，只好收些门徒作助手。他的特长在画人体。这是实在的人，肢体圆满而结实，有肉有骨头。这自然受了些佛罗伦司派的影响，但大半还是他的天才。他对于气韵，远近，大小与颜色也都有敏锐的感觉，所以成为大家。他在罗马住的屋子还在，坟在国葬院里。歇司丁堂与拉飞尔室齐名，也在宫内。这个神堂是十五世纪时歇司土司第四造的， 百三十三英尺，宽四十五英尺。两旁墙的上部，都由佛罗伦司派画家装饰，有波铁乞利在内。屋顶的画满都是密凯安杰罗的，歇司丁堂 在此。密凯安杰罗是佛罗伦司派的极峰。他不多作画，一生精华都在这里。他画这屋顶时候，以深沉肃穆的心情渗入画中。他的构图里气韵流动着，形体的勾勒也自然灵妙，还有那雄伟出尘的风度，都是他独具的好处。堂中祭坛的墙上也是他的大画，叫做《 的审判》。这幅壁画是以后多年画的，费了他七年工夫。 　　罗马城外有好几处隧道，是一世纪到五世纪时候基督教徒挖下来做墓穴的，但也用作敬神的地方。尼罗搜杀基督教徒，他们往往避难于此。最值得看的是圣卡里斯多隧道。那儿还有一种热诚花，十二瓣，据说是代表十二使徒的。我们看的是圣赛巴司提亚堂底下的那一处，大家点了小蜡烛下去。曲曲折折的狭路，两旁是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墓穴；现在自然是空的，可是有时还看见些零星的白骨。有一处据说圣彼得住过，成了龛堂，壁上画得很好。另处也还有些壁画的残迹。这个隧道似乎有四层，占的地方也不小。圣赛巴司提亚堂里保存着一块石头，上有大脚印两个；他们说是耶稣基督的，现在供养在神龛里。另一个教堂也供着这么一块石头，据说是仿本。 　　缧绁堂建于第五世纪，专为供养拴过圣彼得的一条铁链子。现在这条链子还好好的在一个精美的龛子里。堂中周理乌司第二纪念碑上有密凯安杰罗雕的几座像；摩西像尤为 。那种原始的坚定的精神和勇猛的力量从眉目上，胡须上，胳膊上，手上，腿上，处处透露出来，教你觉得见着了一个伟大的人。又有个阿拉古里堂，中有圣婴像。这个圣婴自然便是耶稣基督；是十五世纪耶路撒冷一个教徒用橄榄木雕的。他带它到罗马，供养在这个堂里。四方来许愿的很多，据说非常灵验；它身上密层层地挂着许多金银饰器都是人家还愿的。还有好些信写给它，表示敬慕的意思。 　　罗马城西南角上，挨着古城墙，是英国坟场或叫做新教坟场。这里边葬的大都是艺术家与诗人，所以来参谒来凭吊的意大利人和别国的人终日不绝。就中 的自然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诗人雪莱与济兹的墓。雪莱的心葬在英国，他的遗灰在这儿。墓在古城墙下斜坡上，盖有一块长方的白石； 行刻着“心中心”，下面两行是生卒年月，再下三行是莎士比亚《风暴》中的仙歌。 　　 　　彼无毫毛损， 　　 　　海涛变化之， 　　 　　从此更神奇。 　　好在恰恰关合雪莱的死和他的为人。济兹墓相去不远，有墓碑，上面刻着道： 　　 　　这座坟里是 　　 　　英国一位少年诗人的遗体； 　　 　　他临死时候， 　　 　　想着他仇人们的恶势力， 　　 　　痛心极了，叫将下面这一句话 　　 　　刻在他的墓碑上： 　　 　　“这儿躺着一个人， 　　 　　他的名字是用水写的。” 　　末一行是速朽的意思；但他的名字正所谓“不废江河万古流”，又岂是当时人所料得到的。后来有人别作新解，根据这一行话做了一首诗，连济兹的小像一块儿刻铜嵌在他墓旁墙上。这首诗的原文是很有风趣的。 　　 　　济兹名字好， 　　 　　说是水写成； 　　 　　一点一滴水， 　　 　　后人的泪痕—— 　　 　　英雄枯万骨， 　　 　　难如此感人。 　　 　　安睡吧， 　　 　　陈词虽挂漏， 　　 　　高风自峥嵘。 　　这座坟场是罗马富有诗意的一角；有些爱罗马的人虽不死在意大利，也会遗嘱葬在这座“永远的城”的永远的一角里。的电灯光下，谈到Ｗ的小说。 　　“他还在河南吧？Ｃ大学那边很好吧？”我随便问着。 　　“不，他上美国去了。” 　　“美国？做什么去？” 　　“你觉得很奇怪吧？——医院打电报约他做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学的地方！他在那边成绩总很好？——这回去他很愿意吧？” 　　“不见得愿意。他动身前到北京来过，我请他在启新吃饭； 　　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这又为什么呢？” 　　“他觉得中国没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来才一年呢。Ｃ大学那边没有钱吧？” 　　“不但没有钱，他们说他是疯子！”去问他我问他v他哇哇她问他要啊啊 　　“疯子！” 　　我们默然相对，暂时无话可说。 　　我想起 回认识Ｗ的名字，是在《新生》杂志上。那时我在Ｐ大学读书，Ｗ也在那里。我在《新生》上看见的是他的小说；但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心理学的书读得真多；Ｐ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他都读了。文学书他也读得不少。他说他是无一刻不读书的。我 次见他的面，是在Ｐ大学宿舍的走道上；他正和朋友走着。有人告诉我，这就是Ｗ了。微曲的背，小而黑的脸，长头发和近视眼，这就是Ｗ了。以后我常常看他的文字，记起他这样一个人。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学的译文，托一个朋友请他看看。他逐一给我改正了好几十条，不曾放松一个字。永远的惭愧和感谢留在我心里。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来看我了。他说和Ｐ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东人；这回来上海，是要上美国去的。我问起哥仑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杂志，我知道那是有名的杂志。但他说里面往往一年没有一篇好文章，没有什么意思。他说近来各心理学家在英国开了一个会，有几个人的话有味。他又用铅笔随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后面，写了《哲学的科学》一个书名与其出版处，说是新书，可以看看。他说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馆里。见他床上摊着一本《人生与地理》，随便拿过来翻着。他说这本小书很 ，很好的。我们在晕黄的电灯光下，默然相对了一会，又问答了几句简单的话；我就走了。直到现在，还不曾见过他。 　　他到美国去后，初时还写了些文字，后来就没有了。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里，已如远处的云烟了。我倒还记着他。两三年以后，才又在《文学日报》上见到他一篇诗，是写一种清趣的。我只念过他这一篇诗。他的小说我却念过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篇《雨夜》，是写北京人力车夫的生活的。Ｗ是学科学的人，应该很冷静，但他的小说却又很热很热的。 　　这就是Ｗ了。 　　ｐ也上美国去，但不久就回来了。他在波定谟住了些日子，Ｗ是常常见着的。他回国后，有一个热天，和我在南京清凉山上谈起Ｗ的事。他说Ｗ在研究行为派的心理学。他几乎终日在实验室里；他解剖过许多老鼠，研究它们的行为。ｐ说自己本来也愿意学心理学的；但看了老鼠临终的颤动，他执刀的手便战战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Ｗ是“奏刀駋然”，“踌躇满志”，ｐ觉得那是不可及的。ｐ又说Ｗ研究动物行为既久，看明它们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几种生理的欲望，如食欲，性欲，所玩的把戏，毫无什么大道理存乎其间。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别有何种高贵的动机；我们 要承认我们是动物，这便是真人。Ｗ的确是如此做人的。Ｐ说他也相信Ｗ的话；真的，Ｐ回国后的态度是大大的不同了。Ｗ只管做他自己的人，却得着Ｐ这样一个信徒，他自己也未必料得着的。 　　Ｐ又告诉我Ｗ恋爱的故事。是的，恋爱的故事！Ｐ说这是一个日本人，和Ｗ一同研究的，但后来走了，这件事也就完了。Ｐ说得如此冷淡，毫不像我们所想的恋爱的故事！Ｐ又曾指出《来日》上Ｗ的一篇《月光》给我看。这是一篇小说，叙述一对男女趁着月光在河边一只空船里密谈。那女的是个有夫之妇。这时四无人迹，他俩谈得亲热极了。但Ｐ说Ｗ的胆子太小了，所以这一回密谈之后，便撒了手。这篇文字是Ｗ自己写的，虽没有如火如荼的热闹，但却别有一种意思。科学与文学，科学与恋爱，这就是Ｗ了。 　　“‘疯子’！”我这时忽然似乎彻悟了说，“也许是的吧？我想。一个人冷而又热，是会变疯子的。” 　　“唔，”ｐ点头。 　　“他其实大可以不必管什么中国不中国了；偏偏又恋恋不舍的！” 　　“是啰。Ｗ这回真不高兴。Ｋ在美国借了他的钱。这回他到北京，特地老远的跑去和Ｋ要钱。Ｋ的没钱，他也知道；他也并不指望这笔钱用。只想借此去骂他一顿罢了，据说拍了桌子大骂呢！” 　　“这与他的写小说一样的道理呀！唉，这就是Ｗ了。” 　　Ｐ无语，我却想起一件事： 　　“Ｗ到美国后有信来么？” 　　“长远了，没有信。” 　　我们于是都又默然。 　　１９２６年７月２０日，白马湖。 　　（原载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文学周报》第２３６期）一九 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汩——汩，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甡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 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干，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干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躺下，可以谈天，可以望远，可以顾盼两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这个，便在小船上更觉清隽罢了。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的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我们明知那些歌声，只是些因袭的言词，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不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湾，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销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幂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的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闹热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这显着是空，且显着是静了。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况且多少隔开些儿听着，因为想象与渴慕的做美，总觉更有滋味；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眦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涉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这都是我后来推想出来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的；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踧踖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这所谓抱歉，一面对于她们，一面对于我自己。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这是我觉得很怅怅的。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社会感性是很敏锐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靖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① 　　-------- 　　①原诗是，“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子，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见《雪朝》第４８页。 　　他的意思可以见了。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他自然以为听歌是对于她们的一种侮辱。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同情胜了。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松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了。我们渐渐和那些晕黄的灯光远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随着我们的归舟。我们的船竟没个伴儿，秦淮河的夜正长哩！到大中桥近处，才遇着一只来船。这是一只载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光。船头上坐着一个妓女；暗里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里拉着胡琴，口里唱着青衫的调子。她唱得响亮而圆转；当她的船箭一般驶过去时，余音还袅袅的在我们耳际，使我们倾听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游踪里，还能领略到这样的清歌！这时船过大中桥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张着巨口，要将我们的船吞了下去，我们回顾那渺渺的黄光，不胜依恋之情；我们感到了寂寞了！这一段地方夜色甚浓，又有两头的灯火招邀着；桥外的灯火不用说了，过了桥另有东关头疏疏的灯火。我们忽然仰头看见依人的素月，不觉深悔归来之早了！走过东关头，有一两只大船湾泊着，又有几只船向我们来着。嚣嚣的一阵歌声人语，仿佛笑我们无伴的孤舟哩。东关头转湾，河上的夜色更浓了；临水的妓楼上，时时从帘缝里射出一线一线的灯光；仿佛黑暗从酣睡里眨了一眨眼。我们默然的对着，静听那汩——汩的桨声，几乎要入睡了；朦胧里却温寻着适才的繁华的余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这时我们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浓厚。我们却只不愿回去，于是只能由懊悔而怅惘了。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直到利涉桥下，微微嘈杂的人声，才使我豁然一惊；那光景却又不同。右岸的河房里，都大开了窗户，里面亮着晃晃的电灯，电灯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闪闪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们的船已在她的臂膊里了；如睡在摇篮里一样，倦了的我们便又入梦了。那电灯下的人物，只觉像蚂蚁一般，更不去萦念。这是 的梦；可惜是最短的梦！黑暗重复落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傍岸的空船上一星两星的，枯燥无力又摇摇不定的灯光。我们的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１日作完，于温州。 　　（原载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５日《东方杂志》第２１卷第２号２０周年纪念号）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妻在屋里拍着闰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漏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渴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去的。采莲人不用说很多，还有看采莲的人。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说得好：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可见当时嬉游的光景了。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受了。 　　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１９２７年７月，北京清华园。 　　（原载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０日《小说月报》第１８卷第７期） 　　我 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到了那边，他就和我说：“叶圣陶也在这儿。”我们都念过圣陶的小说，所以他这样告我。我好奇地问道：“怎样一个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访问圣陶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年纪并不老，只那朴实的服色和沉默的风度与我们平日所想象的苏州少年文人叶圣陶不甚符合罢了。 　　记得见面的那一天是一个阴天。我见了生人照例说不出话；圣陶似乎也如此。我们只谈了几句关于作品的泛泛的意见，便告辞了。延陵告诉我每星期六圣陶总回甪直去；他很爱他的家。他在校时常邀延陵出去散步；我因与他不熟，只独自坐在屋里。不久，中国公学忽然起了风潮。我向延陵说起一个强硬的办法；——实在是一个笨而无聊的办法！——我说只怕叶圣陶未必赞成。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他居然赞成了！后来细想他许是有意优容我们吧；这真是老大哥的态度呢。我们的办法天然是失败了，风潮延宕下去；于是大家都住到上海来。我和圣陶差不多天天见面；同时又认识了西谛，予同诸兄。这样经过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是我的很好的日子。 　　我看出圣陶始终是个寡言的人。大家聚谈的时候，他总是坐在那里听着。他却并不是喜欢孤独，他似乎老是那么有味地听着。至于与人独对的时候，自然多少要说些话；但辩论是不来的。他觉得辩论要开始了，往往微笑着说：“这个弄不大清楚了。”这样就过去了。他又是个极和易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他辛辛苦苦保存着的《晨报》副张，上面有他自己的文字的，特地从家里捎来给我看；让我随便放在一个书架上，给散失了。当他和我同时发见这件事时，他只略露惋惜的颜色，随即说：“由他去末哉，由他去末哉！”我是至今惭愧着，因为我知道他作文是不留稿的。他的和易出于天性，并非阅历世故，矫揉造作而成。他对于世间妥协的精神是极厌恨的。在这一月中，我看见他发过一次怒；——始终我只看见他发过这一次怒——那便是对于风潮的妥协论者的蔑视。 　　风潮结束了，我到杭州教书。那边学校当局要我约圣陶去。圣陶来信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他来了，教我上车站去接。我知道他到了车站这一类地方，是会觉得寂寞的。他的家实在太好了，他的衣着，一向都是家里管。我常想，他好像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所以他到校时，本来是独住一屋的，却愿意将那间屋做我们两人的卧室，而将我那间做书室。这样可以常常相伴；我自然也乐意，我们不时到西湖边去；有时下湖，有时只喝喝酒。在校时各据一桌，我只预备功课，他却老是写小说和童话。初到时，学校当局来看过他。第二天，我问他，“要不要去看看他们？”他皱眉道：“一定要去么？等一天吧。”后来始终没有去。他是最反对形式主义的。 　　那时他小说的材料，是旧日的储积；童话的材料有时却是片刻的感兴。如《稻草人》中《大喉咙》一篇便是。那天早上，我们都醒在床上，听见工厂的汽笛；他便说：“今天又有一篇了，我已经想好了，来的真快呵。”那篇的艺术很巧，谁想他只是片刻的构思呢！他写文字时，往往拈笔伸纸，便手不停挥地写下去，开始及中间，停笔踌躇时绝少。他的稿子极清楚，每页至多只有三五个涂改的字。他说他从来是这样的。每篇写毕，我自然先睹为快；他往往称述结尾的适宜，他说对于结尾是有些把握的。看完，他立即封寄《小说月报》；照例用平信寄。我总劝他挂号；但他说：“我老是这样的。”他在杭州不过两个月，写的真不少，教人羡慕不已。《火灾》里从《饭》起到《风潮》这七篇，还有《稻草人》中一部分，都是那时我亲眼看他写的。 　　在杭州待了两个月，放寒假前，他便匆匆地回去了；他实在离不开家，临去时让我告诉学校当局，无论如何不回来了。但他却到北平住了半年，也是朋友拉去的。我前些日子偶翻十一年的《晨报副刊》，看见他那时途中思家的小诗，重念了两遍，觉得怪有意思。北平回去不久，便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上海。从此在上海待下去，直到现在——中间又被朋友拉到福州一次，有一篇《将离》抒写那回的别恨，是缠绵悱恻的文字。这些日子，我在浙江乱跑，有时到上海小住，他常请了假和我各处玩儿或喝酒。有一回，我便住在他家，但我到上海，总爱出门，因此他老说没有能畅谈； 　　他写信给我，老说这回来要畅谈几天才行。 　　十六年一月，我接眷北来，路过上海，许多熟朋友和我饯行，圣陶也在。那晚我们痛快地喝酒，发议论；他是照例地默着。酒喝完了，又去乱走，他也跟着。到了一处，朋友们和他开了个小玩笑；他脸上略露窘意，但仍微笑地默着。圣陶不是个浪漫的人；在一种意义上，他正是延陵所说的“老先生”。但他能了解别人，能谅解别人，他自己也能“作达”，所以仍然——也许格外——是可亲的。那晚快夜半了，走过爱多亚路，他向我诵周美成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我没有说什么；那时的心情，大约也不能说什么的。我们到一品香又消磨了半夜。这一回特别对不起圣陶；他是不能少睡觉的人。他家虽住在上海，而起居还依着乡居的日子；早七点起，晚九点睡。有一回我九点十分去，他家已熄了灯，关好门了。这种自然的，有秩序的生活是对的。那晚上伯祥说：“圣兄明天要不舒服了。”想起来真是不知要怎样感谢才好。 　　第二天我便上船走了，一眨眼三年半，没有上南方去。信也很少，却全是我的懒。我只能从圣陶的小说里看出他心境的迁变；这个我要留在另一文中说。圣陶这几年里似乎到十字街头走过一趟，但现在怎么样呢？我却不甚了然。他从前晚饭时总喝点酒，“以半醺为度”；近来不大能喝酒了，却学了吹笛——前些日子说已会一出《八阳》，现在该又会了别的了吧。他本来喜欢看看电影，现在又喜欢听听昆曲了。但这些都不是“ ”，如或人所说的；圣陶是不会 的，我知道。又，他虽会喝酒，加上吹笛，却不曾抽什么“上等的纸烟”，也不曾住过什么“小小别墅”，如或人所想的，这个我也知道。 　　１９３０年７月，北平清华园。伦敦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Ｃｈａｒ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　Ｒｏａｄ）；那是热闹地方，顶容易找。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哄哄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到处显得拥拥挤挤，看过去路便更窄了。摊儿上看最痛快，随你翻，用不着“劳驾”“多谢”；可是让风吹日晒的到底没什么好书，要看好的还得进铺子去。进去了有时也可随便看，随便翻，但用得着“劳驾”“多谢”的时候也有；不过爱买不买，决不至于遭白眼。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 的一家要算福也尔（fｏｙｌｅ），在路西；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相对着，共占七号门牌，都是四层，旧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是地窨子。店里按着书的性质分二十五部；地下室里满是旧文学书。这爿店二十八年前本是一家小铺子，只用了一个店员；现在店员差不多到了二百人，藏书到了二百万种，伦敦的《晨报》称为“世界 的新旧书店”。两边店门口也摆着书摊儿，可是比别家的大。我的一本《袖珍欧洲指南》，就在这儿从那穿了满染着书尘的工作衣的店员手里，用半价买到的。在摊儿上翻书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店员的影子；等到选好了书四面找他，他却从不知那一个角落里钻出来了。但最值得流连的还是那间地下室；那儿有好多排书架子，地上还东一堆西一堆的。乍进去，好像掉在书海里；慢慢地才找出道儿来。屋里不够亮，土又多，离窗户远些的地方，白日也得开灯。可是看得自在；他们是早七点到晚九点，你待个几点钟不在乎，一天去几趟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不可着急。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 　　开铺子少不了生意经，福也尔的却颇高雅。他们在旧大楼的四层上留出一间美术馆，不时地展览一些画。去看不花钱，还送展览目录；目录后面印着几行字，告诉你要买美术书可到馆旁艺术部去。展览的画也并不坏，有卖的，有不卖的。他们又常在馆里举行演讲会，讲的人和主席的人当中，不缺少知名的。听讲也不用花钱；只每季的演讲程序表下，“恭请你注意组织演讲会的福也尔书店”。还有所谓文学午餐会，记得也在馆里。他们请一两个小名人做主角，随便谁，纳了餐费便可加入；英国的午餐很简单，费不会多。假使有闲工夫，去领略领略那名隽的谈吐，倒也值得的，不过去的却并不怎样多。 　　牛津街是伦敦的东西通衢，繁华无比，街上呢绒店最多；但也有一家大书铺，叫做彭勃思（Ｂｕｍｐｕｓ）的便是。这铺子开设于一七九○年左右，原在别处；一八五○年在牛津街开了一个分店，十九世纪末便全挪到那边去了，维多利亚时代，店主多马斯彭勃思很通声气，来往的有迭更斯，兰姆，麦考莱，威治威斯等人；铺子就在这时候出了名。店后本连着旧法院，有看守所，守卫室等，十几年来都让店里给买下了。这点古迹增加了人对于书店的趣味。法院的会议圆厅现在专作书籍展览会之用；守卫室陈列插图的书，看守所变成新书的货栈。但当日的光景还可从一些画里看出：如十八世纪罗兰生（Ｒｏｗｌａｎｄｓｏｎ）所画守卫室内部，是晚上各守卫提了灯准备去查监的情形，瞧着很忙碌的样子。再有一个图，画的是一 九的一个守卫，神气够凶的。看守所也有一幅画，砖砌的一重重大拱门，石板铺的地，看守室的厚木板门严严锁着，只留下一个小方窗，还用十字形的铁条界着；真是铜墙铁壁，插翅也飞不出去。 　　这家铺子是五层大楼，却没有福也尔家地方大。下层卖新书，三楼卖儿童书，外国书，四楼五楼卖廉价书；二楼卖绝版书，难得的本子，精装的新书，还有《圣经》，祈祷书，书影等等，似乎是菁华所在。他们有初印本，精印本，著者自印本，著者签字本等目录，搜罗甚博，福也尔家所不及。新书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山羊皮——羊皮也可仿制）装订，烫上金色或别种颜色的立体派图案；稀疏的几条平直线或弧线，还有“点儿”，错综着配置，透出干净，利落，平静，显豁，看了心目清朗。装订的书，数这儿讲究，别家书店里少见。书影是仿中世纪的抄本的一叶，大抵是祷文之类。中世纪抄本用黑色花体字，文首 字母和叶边空处，常用蓝色金色画上各种花饰，典丽矞皇，穷极工巧，而又经久不变；仿本自然说不上这些，只取其也有一点古色古香罢了。 　　一九三一年里，这铺子举行过两回展览会，一回是剑桥书籍展览，一回是近代插图书籍展览，都在那“会议厅”里。重要的自然是 回。牛津剑桥是英国最 的大学；各有印刷所，也都 。这里从前展览过牛津书籍，现在再展览剑桥的，可谓无遗憾了。这一年是剑桥目下的辟特印刷所（Ｔｈｅ　Ｐｉｔｔ　Ｐｒｅｓｓ）奠基百年纪念，展览会便为的庆祝这个。展览会由鼎鼎大名的斯密兹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ｍｕｔｓ）开幕，到者有科学家詹姆士金斯（Ｊａｍｅｓ　Ｊｅａｎｓ），亚特爱丁顿（Ａｒｔｈｕｒ　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还有别的人。展览分两部，现在出版的书约莫四千册是一类；另一类是历史部分。剑桥的书字型清晰，墨色匀称，行款合式，书扉和书衣上最见工夫；尤其擅长的是算学书，专门的科学书。这两种书需要极精密的技巧，极仔细的校对；剑桥是 把手。但是这些东西，还有他们印的那些冷僻的外国语书，都卖得少，赚不了钱。除了是大学印刷所，别家大概很少愿意承印。剑桥又承印《圣经》；英国准印《圣经》的只剑桥牛津和王家印刷人。斯密兹说剑桥就靠《圣经》和教科书赚钱。可是《泰晤士报》社论中说现在印《圣经》的责任重大，认真地考究地印，也只能够本罢了。—— 　　一五八八年英国最早的《圣经》便是由剑桥承印的。英国印 本书，出于伦敦威廉甲克司登（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ａｘｔｏｎ）之手，那是一四七七年。到了一五二一，约翰席勃齐（Ｊｏｈｎ　Ｓｉｂｅｒｃｈ）来到剑桥，一年内印了八本书，剑桥印刷事业才创始。八年之后，大学方面因为有一家书纸店与异端的新教派勾结，怕他们利用书籍宣传，便呈请政府，求英王核准，在剑桥只许有三家书铺，让他们宣誓不卖未经大学检查员审定的书。那时英王是亨利第八；一五三四年颁给他们勅书，授权他们选三家书纸店兼印刷人，或书铺，“印行大学校长或他的代理人等所审定的各种书籍”。这便是剑桥印书的法律根据。不过直到一五八三年，他们才真正印起书来。那时伦敦各家书纸店有印书的专利权，任意抬高价钱。他们妒忌剑桥印书，更恨的是卖得贱。恰好一六二○年剑桥翻印了他们一本文法书，他们就在法庭告了一状。剑桥师生老早不乐意他们抬价钱，这一来更愤愤不平；大学副校长第二年乘英王詹姆士 上新市场去，半路上就递上一件呈子，附了一个比较价目表。这样小题大做，真有些书呆子气。王和诸大臣商议了一下，批道，我们现在事情很多，没工夫讨论大学与诸家书纸店的权益；但准大学印刷人出售那些文法书，以救济他的支绌。这算是碰了个软钉子，可也算是胜利。那呈子，那批，和上文说的那本《圣经》都在这一回展览中。席勃齐印的八本书也有两种在这里。此外还有一六二九年初印的定本《圣经》，书扉雕刻繁细，手艺精工之极。又密尔顿《力息达斯》（Ｌｙｃｉｄａｓ）的初本也在展览着，那是经他亲手校改过的。 　　近代插图书籍展览，在圣诞节前不久，大约是让做父母的给孩子们多买点节礼吧。但在一个外国人，却也值得看看。展览的是七十年来的作品，虽没有什么系统，在这里却可以找着各种美，各种趋势。插图与装饰画不一样，得吟味原书的文字，透出自己的机锋。心要灵，手要熟，二者不可缺一。或实写，或想象，因原书情境，画人性习而异。——童话的插图却只得凭空着笔，想象更自由些；在不自由的成人看来，也许别有一种滋味。看过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里谭尼尔（Ｊｏｈｎ　Ｔｅｎｎｉｅｌ）的插画的，当会有同感吧。——所展览的，幽默，秀美，粗豪，典重，各擅胜场，琳琅满目；有人称为“视觉的音乐”，颇为近之。最有味的，同一作家，各家插画所表现的却大不相同。譬如莪默伽亚谟（Ｏｍａｒ　Ｋｈａｙｙａｍ），莎士比亚，几乎在一个人手里一个样子；展览会里书多，比较着看方便，可以扩充眼界。插图有“黑白”的，有彩色的；“黑白”的多，为的省事省钱。就黑白画而论，从前是雕版，后来是照相；照相虽然精细，可是失掉了那种生力，只要拿原稿对看就会觉出。这儿也展览原稿，或是灰笔画，或是水彩画；不但可以“对看”，也可以让那些艺术家更和我们接近些。《观察报》记者记这回展览会，说插图的书，字往往印得特别大，意在和谐；却实在不便看。他主张书与图分开，字还照寻常大小印。他自然指大本子而言。但那种“和谐”其实也可爱；若说不便，这种书原是让你慢慢玩赏的，那能像读报一样目下数行呢？再说，将配好了的对儿生生拆开，不但大小不称，怕还要多花钱。 　　诗籍铺（Ｔｈ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Ｂｏｏｋｓｈｏｐ）真是米米小，在一个大地方的一道小街上。“叫名”街，实在一条小胡同吧。门前不大见车马，不说；就是行人，一天也只寥寥几个。那道街斜对着无人不知的大英博物院；街口钉着小小的一块字号木牌。初次去时，人家教在博物院左近找。问院门口守卫，他不知道有这个铺子，问路上戴着常礼帽的老者，他想没有这么一个铺子；好容易才找着那块小木牌，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铺子从前在另一处，那才冷僻，连裴歹克的地图上都没名字，据说那儿是一所老宅子，才真够诗味，挪到现在这样平常的地带，未免太可惜。那时候美国游客常去，一个原因许是美国看不见那样老宅子。 　　诗人赫洛德孟罗（Ｈａｒｏｌｄ　Ｍｏｎｒｏ）在一九一二年创办了这爿诗籍铺。用意在让诗与社会发生点切实的关系。孟罗是二十多年来伦敦文学生涯里一个要紧角色。从一九一一给诗社办《诗刊》（Ｐｏｅｔ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起知名。在 期里，他说，“诗与人生的关系得再认真讨论，用于别种艺术的标准也该用于诗。”他觉得能做诗的该做诗，有困难时该帮助他，让他能做下去；一般人也该念诗，受用诗。为了前一件，他要自办杂志，为了后一件，他要办读诗会；为了这两件，他办了诗籍铺。这铺子印行过《乔治诗选》（Ｇｅｏｒｇｉａｎ　Ｐｏｅｔｒｙ），乔治是现在英王的名字，意思就是当代诗选，所收的都是代表作家。 册出版，一时风靡，买诗念诗的都多了起来；社会确乎大受影响。诗选共五册；出第五册时在一九二二，那时乔治诗人的诗兴却渐渐衰了。一九一九到二五年铺子里又印行《市本》月刊（Ｔｈｅ　Ｃｈａｐｂｏｏｋ）登载诗歌，评论，木刻等，颇多新进作家。 　　读诗会也在铺子里；星期四晚上准六点钟起，在一间小楼上。一年中也有些时候定好了没有。从创始以来，差不多没有间断过。前前后后 的诗人几乎都在这儿读过诗：他们自己的诗，或他们喜欢的诗。入场券六便士，在英国算贱，合四五毛钱。在伦敦的时候，也去过两回。那时孟罗病了，不大能问事，铺子里颇为黯淡。两回都是他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Ａｌｉｄａ　Ｋｌｅｍｅｎｔａｓｋｉ）读，说是找不着别人。那问小楼也容得下四五十位子，两回去，人都不少；第二回满了座，而且几乎都是女人——还有挨着墙站着听的。屋内只读诗的人小桌上一盏蓝罩子的桌灯亮着，幽幽的。她读济兹和别人的诗，读得很好，口齿既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英国诗有两种读法，将每个重音咬得清清楚楚，顿挫的地方用力，和说话的调子不相像，约翰德林瓦特（Ｊｏｈｎ　Ｄｒｉｎｋｗａｔｅｒ）便主张这一种。他说，读诗若用说话的调子，太随便，诗会跑了。但是参用一点儿，像克莱曼答斯基女士那样，也似乎自然流利，别有味道。这怕要看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读诗人，不可一概而论。但英国读诗，除不吟而诵，与中国根本不同之处，还有一件：他们按着文气停顿，不按着行，也不一定按着韵脚。这因为他们的诗以轻重为节奏，文句组织又不同，往往一句跨两行三行，却非作一句读不可，韵脚便只得轻轻地滑过去。读诗是一种才能，但也需要训练；他们注重这个，训练的机会多，所以是诗人都能来一手。 　　铺子在楼下，只一间，可是和读诗那座楼远隔着一条甬道。屋子有点黑，四壁是书架，中间桌上放着些诗歌篇子（Ｓｈｅｅｔｓ），木刻画。篇子有宽长两种，印着诗歌，加上些零星的彩画，是给大人和孩子玩儿的。犄角儿上一张帐桌子，坐着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和蔼可亲的，圆脸的中年妇人。桌前装着火炉，炉旁蹲着一只大白狮子猫，和女人一样胖。有时也遇见克莱曼答斯基女士，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孟罗死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第二天晚上到铺子里去，看见两个年轻人在和那女人司帐说话；说到诗，说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罗的。话音很悲伤，却如清泉流泻，差不多句句像诗；女司帐说不出什么，唯唯而已。孟罗在日最尽力于诗人文人的结合，他老让各色的才人聚在一块儿。又好客，家里炉旁（英国终年有用火炉的时候）常有许多人聚谈，到深夜才去。这两位青年的伤感不是偶然的。他的铺子可是赚不了钱；死后由他夫人接手，勉强张罗，现在许还开着。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７日作。 　　（原载１９３５年１月１日《中学生》第５１号）

年，毛泽东决定削藩，五位地方局书记调入北京。年，叶剑英调离广东，到北京赋闲。当时，叶剑英很不服气。在他所作的就土改问题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错误的自我批评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既光明磊落又绵里藏针的话：“这些错误都是太阳底下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必掩饰，也不应掩饰。”这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的抗争。后来，叶剑英又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

前排左起：陈毅、刘伯承、林彪、贺龙、罗荣桓；后排左起：罗瑞卿、聂荣臻、徐向前、陶铸、叶剑英。

陶铸与叶剑英统治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在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可以说都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的事业的开国元勋。差别是叶剑英一直是军方的一位领导，而陶铸是非军方的领导，并且两个人都曾经在中南局工作过，为祖国南方的发展建立了功勋，陶铸与叶剑英都是国家的功臣。

但是陶铸与叶剑英又是有区别的，陶铸在文革当中被迫害致死，而叶剑英在文革期间与林彪和四人帮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 代领导人去世之后成为了力挽狂澜的人物，以叶剑英为首的军方在 代领导人去世之后，坚定的拥护邓小平出来工作，起到了挽救党、挽救国家的作用，我们今天的盛世是邓小平开创的，叶剑英也功不可没。

陶铸与叶剑英是有着相同的立场的，陶铸在年五月之后曾经担任国家的宣传部部长等一系列的官职，抛弃了自己的个人恩怨，坚定的支持“刘邓”，也就是坚定的拥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陶铸与叶剑英在这一点上是具有相同的立场的。陶铸为了自己的这一立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叶剑英却在关键的时刻力挽狂澜，成为了改变历史的人。从这一点上看陶铸是不幸的，叶剑英是相当的幸运的。正是在叶剑英的坚定支持下，邓小平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为陶铸等一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可以说陶铸案最终能够平反昭雪叶剑英功不可没。

年，毛泽东决定削藩，五位地方局书记调入北京。年，叶剑英调离广东，到北京赋闲。当时，叶剑英很不服气。在他所作的就土改问题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错误的自我批评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既光明磊落又绵里藏针的话：“这些错误都是太阳底下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必掩饰，也不应掩饰。”这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的抗争。

后来，叶剑英又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袁小伦所撰《利剑缘何难出鞘——从毛泽东文稿读主政华南时的叶剑英》一文，详细披露了“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的叶剑英在需要他大展宏图、把剑长歌的时候使不上劲的内幕。

延伸阅读：

利剑缘何难出鞘——从毛泽东文稿读主政华南时的叶剑英

作者：袁小伦

建国初期的华南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是中共史和当代国史研究所必须重视的，也是值得有兴趣或有责任者进行多视角探讨的。我曾津津有味地阅读了与此相关的一些著述，例如多位以“历史创造者兼记录者”双重身份的老人撰写的回忆录、多个官方机构编辑的档案史料汇集和若干学者的论文。这些著述启发我对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史料的思索。我闭卷静思，觉察到有个重要问题被忽略了：在缅怀叶剑英主政华南（更确切地说应该说主政广东兼顾广西）筚路蓝缕勤政为民的同时，因为意识到他是“大鹏欲飞难展翅”，所以我有一种难以说出的压抑的感觉。利剑缘何难出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的叶剑英反而在需要他大展宏图、把剑长歌的时候使不上劲呢？后来我终于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年至年陆续出版，本文主要引用的前三册分别出版于年、年、年）中，读出自认为还是有价值的一条线索来。

（一）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年12月毛泽东写下这赞赏作家丁玲的词句的时候，他不知能否想到自己手中的这管毛笔却有着无数倍于“三千毛瑟精兵”的威力。毛泽东的如椽巨笔既可以打天下又可以治天下。

夺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基本还是沿用战争年代指挥打仗的手法用发电报写批示来领导全党全国，《文稿》记载的就是他一枝毛笔治天下的历史。还在打天下的 阶段毛泽东已经为治天下排兵布阵了。年8月1日，他亲笔起草了涉及华南分局干部配备和管辖范围的指示：“㈠成立广西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㈡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㈢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 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㈣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㈤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 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这也是他为建国初期叶剑英圈定的活动范围和政治网络。遵照毛泽东指示，叶剑英辞去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长职务，8月11日离平南下，打回老家。9月3日叶剑英抵达赣州，与参加解放广东的二野四兵团、四野十五兵团、原华南分局的负责人汇合，并于9月7日主持会议制定了广东战役计划。9月8日毛泽东在亲笔为新华社撰写了叶剑英南下两广任职的新闻稿的同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要求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南下部队，应对方方等领导的原华南分局的工作成绩有足够和适当的估计，加强两方面的团结。10月21日叶剑英同方方及十五兵团负责人一起进驻刚解放一周的广州。在此前后叶剑英的本兼职主要有华南分局 书记，广东省主席，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广州市委书记，广州市长，俨然是毛泽东所倚重的地方要员。然而，毛泽东的“以笔治国”的指挥棒很快就让叶剑英有施展不开拳脚的感觉并进而困惑起来。

请看以下毛泽东的几封电报，并从中探讨一点奥秘：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苏联电示中南局（由华中局改称） 书记林彪，“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而叶剑英与中南局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土改问题展开的。年1月13日毛泽东就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等问题电示林彪，特别要求中南局在抓紧土改准备的同时，抓紧对华南分局的领导：“中南全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则今年春夏秋三季必须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妥为计划督促，才能有成。”“中南局对华南分局的工作指导是否已密切抓紧，如同你们对湘鄂赣豫各省委那样。……请加以注意并电告为盼。”几天后，17日毛泽东电示叶剑英，强调：“必须统筹两广”，“不要只顾一省。”两广本来就是华南分局的管辖范围，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强调呢，就是因为事实上叶剑英难以“统筹两广”。毛泽东的电报有时直接指挥叶剑英和华南分局，有时又要中南局加强对华南分局的控制；他要求叶剑英统筹两广，而有关广西的人事任命又往往仅仅通过中南局直接布置广西。例如年10月19日毛泽东就物色民主人士参加广西工作致电华中局而没有告知叶剑英：“你们十七日吸收李任仁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云逸正和李任仁谈此事。”这就难怪年12月25日叶剑英在华南分局第五十八次常委会上说“过去广西我很少管，以为有陶铸同志在；海南要求归中央，我觉得也好。想管少一点”。就说毛泽东全力要叶剑英统筹两广的事情吧。按照毛泽东原圈定的权力范围，以叶剑英为 书记的华南分局管辖广东、广西两省的党组织和中共香港工委。因为华南分局是党委系统的领导机构，按组织来说，只管省委，其余政府、军事、财政等工作，华南分局并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例如广东军区的司令员是叶剑英，广西军区的司令员是张云逸，平起平坐，因此相关工作历来都是由广西直接请示中南局的。广东没有设立省委，由华南分局直接领导了省内的潮梅、东江、北江、南路、中区等区党委或地委；叶剑英又是省政府主席、广州市长，工作头绪多任务也重，叶剑英实在难以超脱于广东省工作之上来统筹调度两广工作。当然，叶剑英是积极采取措施认真贯彻毛泽东关于统筹两广的指示的。12月2日，叶剑英在广西致电毛泽东，提出过去分局没管广西，而政府、军事、财经等工作又没有管理两广的机构，为统筹两广工作，建议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华南分会，管辖广东、广西两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原有的中南财经委员会华南分会过去只管广东和广州，现在加管广西；成立中南军区华南分区司令部，统一管理两广地区军务。19日中共中央覆电同意叶剑英所提方案。年5月以叶剑英为司令员、谭政为政委的统一指挥两广军务的华南军区成立，毛泽东关于统筹两广的指示终于在军事机构方面得到了落实。

然而叶剑英能否真正统筹两广呢？很难！因为在广东土改等问题上叶剑英很快就被搞得焦头烂额了。

（二）

在广东土改的准备阶段，叶剑英与毛泽东是合拍的。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到广东土改是他在年12月4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还有广东，则须于明冬开始进行，后年可望初步完成。至于全部完成，则至少还需要一年。”“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他不仅为广东土改规划了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而且提出了谨慎稳妥防止偏差的土改方针。这种方针一直持续到年秋。而其中一个关键是处理好富农问题。年2月17日，在苏联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就发表新区土改指示致电刘少奇谈到富农问题：“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3月12日毛泽东致电邓子恢并告叶剑英，说明了“只动地主不动富农”的三点理由。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要求“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广东土改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部署逐步开展的。年1月21日，叶剑英在广东省各地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这一年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于发动群众，准备与实行土改。”同一天，叶分别致电向中南局和毛泽东报告：广东“准备下半年经过七月秋征双减的斗争，由八月起就全力进入土改准备工作”，“争取今冬开始土改”。

确保广东土改稳步前进，除与其他新区共通的富农问题外，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华侨问题：建国初期广东华侨有万人，华侨人数和侨汇都占全国80%。正确处理好土改中的华侨问题，关系到能否安定海外侨胞及其国内的眷属并争取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二是工商业者问题：广东城镇较多，工商业比较发达，而且许多工商业者与港澳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此，华南分局先后制定了结合广东特殊情况的土改政策法令等，并采取先搞试点，在培养干部和取得经验后，向全省铺开的稳妥办法。

广东土改试点开始后，叶剑英感到跟上毛泽东的步子有些吃力了。年10月广东土改试点帷幕在揭阳、兴宁、龙川拉开。同月，美军悍然越过“ ”，并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及其大陆残部也随之蠢蠢欲动。毛泽东在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同时，发出开展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并加快包括广东在内的新区土改步伐。毛泽东的土改策略激进起来了，他指示上京汇报工作的叶剑英：广东土改除原定三县外，其余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并利用全年的农闲时间继续推广土改工作。11月14日毛泽东电示叶剑英：“广东必须在广大地区立即开始进行土改，拖延则是失策。”17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广东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你们布置如何盼告。”22日毛泽东又致电华南分局等：“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卅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年1月毛泽东批转中南局的一份电报稿，认为土改运动“要求不出一点乱子是很难的。”毛泽东的套路是让运动轰轰烈烈起来，有偏差再去纠正也未晚。对此，邓子恢理解得很透彻。年12月，他在其《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中就说过：“应该让群众显显威风、出出气，不要束缚与干涉群众行动，即使有些过左行动，只要真是广大群众自己的反封建行动，也不该当场泼冷水，而应事后就以说服纠正。”

叶剑英重视调查研究和重视总结经验，力图把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相结合。例如对土改中的华侨问题，对华侨的历史的现状有深刻理解和切实体验的叶剑英，能自觉地把党中央的华侨政策同广东实际情况相结合来处理。他提出对90%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应给予合理照顾；对华侨地主和封建地主在政策上应有区别，等等。按照毛泽东的新要求，叶剑英感到压力很大，但还是坚定地进行重新部署以加快广东土改步伐：11月23日，决定将土改区域扩大至11个县；年1月18日决定是年大面积展开土改。在土改试点陆续结束后，同年4月华南分局提出依靠南下大军进行土改的方针。从4月12日一次讨论土改的会议上方方讲了一段话中，可见理解毛泽东的精神和执行毛泽东指示的不那么容易的，因为毛泽东的电报的意图令人难以捉摸因而操作起来的确是战战兢兢的：“毛主席要我们争取时间于年夏收前完成全省土改，但又说如准备不成熟便不要搞。这必须从两方面来了解，即加速准备条件，在稳步基础上加快，又要争取时间，在快中求稳。”5月铺开63个县土改。

随着全省规模土改的开展，有些地方发生了左的偏向，叶剑英及时果断地纠偏，使土改运动健康发展。但纠左纠偏影响了土改速度，叶剑英因此遭受上级一些人的诸多责难，被指责为右倾和对土改运动的动摇。7月10日、17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突然发表社论《论正在前进的广东农民运动》、《认真学习，稳步前进——再论广东农民运动》，未点名地批判叶剑英。例如， 篇社论仿效毛泽东当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评判右倾机会主义的笔法，称广东土改运动有“好得很”和“糟得很”两派之争，而“糟得很”的那一面，“大都采取了隐蔽、变相的说法，因而形成一种明松暗紧的思想斗争”，影射叶剑英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糟得很”派。该社论还指责叶剑英领导土改不力。叶剑英看了社论，大怒而拍案说：“为什么将党内的认识分歧公诸报端？我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什么不给我打招呼？”

叶剑英与中南局在广东土改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是知道的。 毛泽东的是站在中南局一边，批评了叶剑英。有学者的研究认为，这是毛泽东听“中南局部分负责同志片面性的言论和‘告御状’的话，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群众和叶剑英的意见”的结果。史料证明，“告状”是有的。不过我认为，即使没有人“告御状”毛泽东也会站在中南局一边，因为中南局的激进主张符合毛泽东的意图，而叶剑英的实事求是的纠左做法此刻是不合毛泽东的“时宜”的。请对照以下两段文字：年1月，毛泽东为批转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给江西省委的指示所写的电报稿中说：“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又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不出一点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长江日报》年7月17日社论：“只有坚决从事农民运动，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农民才会踊跃相应我们的号召。也只有经过农民运动，农民潜伏的革命力量才能得到发挥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就应当对那些看到运动有些偏向而惊惶失措并发生动摇的人们说：动摇是不对的。要心中有数：群众起来带来的一点偏差，比之群众起不来，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呢？只有坚定起来，领导农民前进，彻底完成反封建斗争，才是我们必须走的道路。站在旁边指手划脚是不对的。”“‘群众要怎样就怎样’固然是不对的，但从实际经验看来，往往是这样：凡是按照我们的政策方针去发动群众，而真正广大群众例如数量上占80-90%以上的群众‘要怎样’时，这个‘怎样’大体是和政策相符合的。即使不大符合，也只能先随群众去‘要’，在行动中坚持说服其‘不要’”。可见这两段话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后者显然来源于前者，是前者的具体化。正如当年领导揭阳土改的吴南生在30多年后所回顾的那样：“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评论广东土改的社论，对华南分局形成较大的压力。其实这是毛主席的看法”。

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速度太慢，说全国有三只乌龟，福建和广西已经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尽管叶剑英很快地召开全省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如何加快土改进度，20日华南分局相应作出了《关于年秋完成全省土地改革的决定》，毛泽东还是决心调整华南分局的领导成员，以贯彻其领导意图。毛泽东瞩目于陶铸。

（三）

毛泽东为什么瞩目的陶铸？陶铸又是怎样介入两广政治的呢？建国初期的土改与剿匪镇反是密不可分的。陶铸之介入两广政治要从广东剿匪说起。

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并告邓子恢、谭政、张云逸等：“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剑英前谈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诸同志工作一时期，希望迅即前往，并在那里留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否则不要回来。我们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11月17日毛泽东在得知叶剑英前往广西的日期后，又致电叶剑英并告邓谭：“你十一月廿一日动身去广西甚好。”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南分局：“中南局关于广西工作的决议也是很好的，你们派陶铸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陶铸是否已动身去了，如未应速去。我已电叶剑英同志去广西帮助一时期，叶定十一月廿一日动身去，叶不宜离开广州过久，大概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从上述毛泽东电报可见，一方面，毛泽东11月14日是那样的十万火急的样子，在强烈批评广西剿匪工作的同时，命令叶剑英前往广西指导剿匪工作，住它数月时间有成效才回广州，否则长住下去。仅仅过了3天，又说叶剑英不能离开广州太久。朝令夕改，是会让叶剑英无所适从的；另一方面，中南局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广西，是自己做主后才报告毛泽东并得到点头的。这是陶铸直接介入两广工作的开始！

当年的秘书回忆颇能表现陶铸那种雷厉风行勇往直前的风范：“陶铸在中南局会议受命之后，匆匆离开会场，不暇整装，于深夜12时，冒着大风浪乘船渡江，从武昌南下赶往广西。”经长沙、衡阳，11月10日进入广西后，经桂林、柳州，前往南宁。“当时湘桂线至通到来宾（柳州以南约70多公里，从来宾到南宁尚有多公里的路程——笔者注）只有乘汽车了。而这条公路正值匪患猖獗，屡遭袭击，时被截断。我们在一个加强排的护送下到达南宁。陶铸风趣地说：‘我们是机关枪押送来的！’”11月21日叶剑英与陶铸一起到达南宁。此刻叶剑英不可能想到在一年多以后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他这个 书记会受到陶铸这个第四书记清算性的批判的。

当时广西国民党残匪活动非常猖獗。他们以残留的正规军为骨干，以封建地主为靠山，以惯匪为先锋，盘踞乡镇，杀人抢掠，无恶不作，连柳州到南宁的公路都不能畅通。以张云逸为首的广西省委和省军区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剿匪工作，但不仅依然达不到毛泽东的要求，而且如前面说的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叶剑英和陶铸到广西来，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广西工作的估价问题。

请对照以下叶剑英和陶铸对当时广西工作的评价并揣摩和体味其中不同的语气和用意：叶剑英在年11月30日讲话中指出：“广西人民，从来就是勇敢的。”“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举行了右江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创建红七军，虽然这支队伍很快就与红军主力红军会合，但在广西人民的心坎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解放前，已有几块游击区和人民游击队，坚持斗争，加上我们一年来的工作，完全可以说：今天的广西人民，不是倾向敌人，二十拥护党和人民政权的。这就说明广西工作，有优良的群众条件。”“一年来，广西工作在广西省委与张云逸同志领导下，有很大的成绩。”“广西党组织（包括军队党组织），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加上上级的指示和帮助，就更有保证。”“广西工作有缺点，是一回事，从慢板要转到快板，又是一回事。两者虽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相隔半年后，年7月1日陶铸发表一篇文章，说：“广西党的建设是比较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很低，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也很差。”“广西党的下层基础很弱，大部分党的组织的政治理论水平很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我党三十年来怎样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发展与壮大起来，以及取得今天如此伟大的胜利的历史与宝贵经验，有些同志更是茫然无所知了。成为今天广西各工作部门骨干的党员也有不少是新的，或者历史较老而政治理论水平也不高，这就使我们在各项工作中痛感问题之多，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之不易。”

在东北林海雪原有过与土匪打过交道的陶铸领命抵桂后，以泰山压顶之势，大刀阔斧地集中兵力围剿大瑶山和市大山的大股土匪。据说，他亲自深入剿匪前线参加战斗，还亲自审讯重要案犯。陶铸广西剿匪的成绩很快就出来了。12月31日，陶铸向毛泽东报告说，最近时期广西剿匪工作有两条基本经验，一条是做到了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另一条是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毛泽东很满意：年1月7日，他将陶铸的电报批转各大区负责人参考，“请你们转发所属剿匪尚处严重情况的地方和军队阅看。我们认为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和很好的，值得研究。”1月9日他又致电陶铸并告中南局：“关于广西剿匪工作顺利进展的报告已阅悉，甚好甚慰”。陶铸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表扬，看来陶铸就要在两广大有作为了。就在毛泽东致电表扬陶铸的同一天，他还致电邓子恢、中南军区第三政委谭政、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并告叶剑英和方方：“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去剿匪即可完成。”“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请叶方检查电告。”毛泽东在电报表扬陶铸的同时，催着要广东剿匪情报，叶剑英显然又落后了。紧跟着，1月17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负责人推广湘西剿匪的经验：“湘西廿一个县杀了匪首特务恶霸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现当反美土改高潮的时机，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对广东的剿匪和镇反加码：“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帝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1月23日毛泽东把中南军区政治部同月16日关于广西执行镇反政策前后情况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批给各大军区负责人和党委会：“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患猖獗，达到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1月24日毛泽东致电张云逸，并告邓子恢和叶剑英：“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云逸同志患病亟须休养知道病愈为止，到广州后请叶方妥为照料。”当时张云逸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1月23日在以陶铸为主任的中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上的批语，实际上否定了张云逸在广西的工作。而1月24日覆电之所谓“广西工作大为开展”实际上是表扬陶铸，因为那是陶铸到广西以后取得的。陶铸介入广西以后，张云逸实际上已经出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在种种压力之下张云逸病倒了，这大约就是所谓政治病吧！毛泽东于是叫他离开广西到广州休养。1月27日陶铸就广西剿匪的新部署致电中南局转毛泽东。1月30日，毛泽东覆电陶铸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和叶剑英、方方：“一月廿七日电悉。布置甚妥，照此执行。……将剿匪、清匪，起枪，捉杀匪首、恶霸、特务，减租，退押，直到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全套工作做完，方算完成任务。为要完成任务，所有军队，必须统一于省委地委领导之下，实行领导的一元化。张云逸同志先去广州休养，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不要回武汉，或者回来报告一次立即去广西。总之，广西极为重要，工作必须做好”。在毛泽东支持下，陶铸终于取代张云逸，主政广西。

毛泽东高度评价陶铸，而广西省委和广西军区的其他人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广西省委副书记兼广西军区副政委莫文骅晚年回顾了这段历史：“中南军区政治部个别领导人来广西后，对广西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谈，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这种不正常的作法，引起了省委同志的反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年5月中旬，莫文骅到东北途经北京时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并谈到广西剿匪：“毛主席问：‘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我回答：‘没有精确数字，大约共杀了XX万吧。’毛主席又问：‘为什么杀那么多？’我答道：‘不是有人说过杀人少，七擒七纵，宽大无边么？后来有人下令连队有杀人权，可以先斩后奏。’毛主席听后‘唔’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毛泽东不置可否的“唔”的一声，让人难以捉摸。

毛泽东在不断高调表扬广西工作的同时，依旧对广东工作表示不满意并提出批评。2月7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一封电报中评论广东土改：“广东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抓紧发动群众整顿基层这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所有现在一提到分田就感到吃力”。批评可谓不轻啊！巨大的压力使一向身体很好的叶剑英继张云逸之后也病倒了，不过毛泽东还没有像张云逸那样要叶剑英异地休息。6月16日，毛泽东在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患病的电报写下批语：“尚昆同志：请查询广州是否有高明的医生及剑英病情告我。”

11月，陶铸在主持广西首次党代会后，圆满地结束主政广西的辉煌一年，回到武汉。12月，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一头牛”的陶铸，奉命南下广州，就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陶铸的广东时代——叱咤风云的15载南天岁月的政治帷幕拉开了。

（四）

在陶铸南下广东以后，有一个情况被研究者忽略，即毛泽东认为叶剑英打老虎不力。

在当时接踵而至的群众运动中，有个叫三反运动即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开展反对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运动。历史已有定论，在三反运动中的打老虎阶段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叶剑英一如既往，力求稳妥准确一点，而毛泽东却层层加码，力求多打一些老虎。毛泽东还亲派自己的“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坐镇广州指导广东的三反运动。年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等：“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2月18日毛泽东致又电谭政并告叶剑英：“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在毛泽东看来，叶剑英不仅土改落后，打虎也手软。

2月19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报告华南分局拟订的下阶段打虎部署，表示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仿效北京公审大贪污犯的办法、批判“急于求成、简单化”的打虎方法、提倡“从算大账到算小账”的工作方法、采取“以虎打虎”的有效方法来对付攻守同盟。2月21日毛泽东就华南分局打虎部署覆电叶剑英：“你们的部署对的。但你们一般成绩尚不算大”，“须加强压力，研究战术。”显然，毛泽东还是不满意。4月25日罗瑞卿给毛泽东呈上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5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罗瑞卿报告中写下了一段批语：“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很值得注意。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毛泽东对华南的土改、剿匪、三反都不满意。叶剑英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

陶铸南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陶铸将他在广西的那套暴风骤雨式的做法搬到广东来。他在年4月初全省土改会议上强调要大规模整顿土改队伍，强调土改与镇反的相结合问题，进一步贯彻“深入放手”方针，在今冬明春结束土改。紧接着在省内47个县的地区进行全面土改运动。

陶铸曾向毛泽东反映叶剑英没有放手让陶铸去打开局面，土改有丧失时机的可能。毛泽东觉得必须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了。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叶剑英、方方、陶铸等当事人列席。他说：“这里是 会议，讨论广东问题”，接着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广东搞“地方主义”和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毛泽东对方方指出：“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还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方方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好了，但是土改这件工作没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级。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叶剑英的结合广东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土改政策则被指责为“广东特殊论”。为叶剑英留点面子，毛泽东也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在地方主义问题上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和陶铸怀着反差巨大的心情回到广东。

（五）

6月29日至7月6日，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分局领导的土改右倾和地方主义错误。既然毛泽东对广东问题已经定了调子，叶剑英和方方如果再不检讨，就成了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问题了。叶剑英在会议的开头和结尾都作了检讨。在6月30日的会上说：“分局领导是不明确的，主要方向迷失了，没有抓紧大量问题，没有依靠主要的力量；因之，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主要问题没有抓住，全局就输了。“在干部的使用上，两年多来，分局也是犯错误的……特别严重的是出现了地方主义的倾向。尽管分局提出了向大军学习，依靠大军，都遭到顽强抵抗。而分局领导上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击破地方主义，反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纵容了地方主义的发展。”在7月6日闭幕会为分局的错误承担了个人责任：“在农民问题与地方主义倾向问题上，我都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分局的主要负责人。”“总之分局领导及方方同志在工作上的错误，我要负总责任。”

叶剑英这个 书记还非常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而在6月29日的会上却不得不用“主帅得人，将士用命”来赞扬陶铸这个新任的第四书记所主持广东土改工作：“今年4月会议后，两个多月来，所以能够超过原定计划，使土地改革局面焕然一新，士气高涨，群众拥护，既有斗争，又有队伍，原因就在于领导上方针明确，中心抓得紧，有实施计划的强烈意志，不是过去那样软弱、摇摆和模糊，从而使广大干部更加有信心有办法了。”“应归功于陶铸同志、赵紫阳同志的指挥得当。主帅得人，将士用命，这是获致胜利的基本原因。”

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在7月6日闭幕会上作长篇发言，对 书记叶剑英发起猛烈的批评。他说：

“中央所指出的‘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犯了右倾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农民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广东万农民的问题不能解决，广东的一切工作都不能做好，这是一个改变广东面貌的根本问题，而分局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分局在年4月以前，对土改一直没有下决心，没有确定方针。4月会议，李雪峰同志来了，帮助分局下了决心，交代了方针，但领导思想上尚未解决问题，方方同志就明显地表示不那么‘愉快’，同时，还有一些争论，关系也很微妙。因而运动一起，决心又软下来，方针又动摇起来。剑英同志去年‘七一’写的文章，对土改问题基本上是动摇的”。“我们的土改不能大踏步前进，像小脚婆姨一样地歪来歪去。这便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的具体表现。”

“这样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依靠大军搞土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早些时，邓华、赖传珠同志和地方关系就搞不好，剑英同志很难支配军队。我以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剑英同志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是高的；同时，又是军队的老前辈，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据我所知，邓、赖之所以有意见，恰恰是地方上不照顾军队，不依靠大军所致。方方同志对军队照顾不够，和陈赓、赖传珠同志均吵过架，和邓华同志关系也不好，致使军队对地方意见很深。”“方方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剑英同志对此决心不大。”“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好，地方应负主要责任。

“认为广东农民运动之所以犯错误，和中央、中南某一时期强调某一方面很有关系。我觉得更不对头。譬如：中南几个省份都在搞土改，都是接受中央、中南的指示，为什么广东却独自特别一点呢？”“林彪同志到武汉后，对中南新区工作的方针，作了英明的决定。中南局发布了“七一”指示，确定把城市接管下来之后，首先集中力量搞好农村，然后再搞城市。我们知道，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是体会最深的。他对中国革命的特点掌握很牢，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并能真正从实际出发，以极负责的态度来执行中央指示，而华南分局在中南局的直接领导下，对此问题未获解决，是完全不应该的。”

“剑英同志没有直接领导过群众的阶级斗争，加上思想方法上易于从一般概念出发，缺乏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抓不住问题的本质。方方同志也是很老的干部，但也缺乏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叶、方两同志自己对土改既缺乏经验而又不能很好执行中央和中南的指示，特别在土改问题上对中南很不尊重，这就使得易犯错误与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得到改正。”

“关于责任问题。我认为从下决心，决定方针来说应由分局负责，亦即由剑英同志负主要责任。因为只要剑英同志下了决心，南下干部、大军干部都会动员起来。即使方方同志一人思想不通，问题也可以解决。”“当然，方方同志在土改问题上的右倾思想，以及包庇恶霸和发出一些丧失阶级立场的言论，其错误是特别严重的。加上他地方主义思想的作祟，对中南指示采取抗拒态度，作为个人来讲，方方同志所负的责任是很大的。”

没有毛泽东等人的强有力的支持，陶铸是不可能对叶剑英进行狗血临头般毫不客气的清算式的批评的。由于受到党内不公平的批评和过度劳累，会议结束不久，叶剑英出现心脏病症状，胸部疼痛，心律失常。中共中央得到叶剑英的病情报告后，派飞机将他接到北京治疗和休养。广东和华南分局的工作实际上由陶铸主持，即使叶剑英没有到北京病休，他也很难在广东立足了。试问 书记在有位主要干部出席的会议上受到第四书记居高临下的批评，他还能开展工作吗？

陶铸的主持下，广东土改大幅度提速：至年秋收前全省完成了约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加上夏收前完成的万人口地区和年完成的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全省共完成了约万人口的地区的土改。秋收后至年春耕前完成了约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任务。至此，全省万人口地区完成土改的历史任务。广东后期土改在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加温过急过速，导致过激过火的左倾失误。正如陶铸在年2月24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承认的，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不够，“搞的比较粗糙”，“团结面不够广，打击面过宽，”“死人多了些”。土改中，除地主阶级外，还有平均约占总户数7%的人受到不应有的或过重的打击。还错伤了一些在复杂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曾经在游击战争中支援过革命的开明士绅以及一些应该争取和团结的知识分子，有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还侵害的工商业者的利益。左倾失误尤其体现在华侨问题上。例如华侨的房屋“动的面达到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追余粮侵犯了侨汇甚至追到国外，划阶级时打击面超过应有的限度，将资本主义剥削当作封建主义剥削，等等，也如陶铸所说的，在土改中被打击的侨眷中“25%至30%是打对了，20%至25%是打击错了，50%则是打击重了”，“结果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然而《文稿》和其他毛泽东的文献资料都未见到有毛泽东对后期广东土改的批评指示和言论，这与前期广东土改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也说明毛泽东对陶铸主持后期广东土改是充分肯定的。

叶剑英尽管宰相肚里好撑船，做了顾全大局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然而对于“告御状”和“打闷棍”还是记住的。他后来曾对古大存说：“土改问题，我是背着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还说过：“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我叶剑英。”叶剑英也是很不服气的。在他所作的就土改问题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错误的自我批评中，就有一句耐人寻味的既光明磊落又绵里藏针的话：“这些错误都是太阳底下人人都看得见的，不必掩饰，也不应掩饰。”这是在巨大政治压力下的抗争。年夏天，叶剑英在青岛休养时又写下了五言律诗《青岛浴感》，用隐喻讽谏的手法表达自己在土改问题和地方主义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意见——“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对他建国初期主政华南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还特别指出“他在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注意保护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真是盖棺才能定论！改革开放以后，本文所涉及的广东土改侨房问题因大量资金陆续到位而解决了，广东土改整队中受到错误处分的一批干部得到改正了，方方的“地方主义”问题得到平反了，这些都是改正失误并从中汲取经验的例证。应该说，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也是总结历史经验包括考虑广东社会历史地理特殊情况的结果。还是那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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