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国丨中古早期历史记忆中的ldqu
?本文出自《古典与中世纪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年,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作者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版权属于作者,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号删除。 中古早期历史记忆中的“君士坦丁转向”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4世纪初皈依了基督教。大约在年,与对手马克森提乌斯争夺罗马、进行决战的前夕,君士坦丁看见了天空的异象,即一个十字架和“凭此而胜”的字样。在战胜马克森提乌斯之后,君士坦丁决定公开宽容基督徒及其教会。这一政策后来被称为《米兰敕令》。年,在统一罗马帝国之后,君士坦丁召集三百多位基督教主教到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开会,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第一次普世基督教宗教大会。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奠定了基督教正统信仰。年,君士坦丁临终之前,在小亚细亚城市尼科米底亚受洗,正式皈依了基督教。一般认为,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是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君士坦丁也往往被称誉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千古一帝。在学术界,评价较为积极的观点是将君士坦丁与“欧洲的皈依”紧密联系起来;更为中立的立场则将君士坦丁的皈依称为“君士坦丁转向”(KonstantinischeWende)。这一术语旨在说明君士坦丁的皈依导致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发生方向性转变,基督教从此逐渐从受迫害的民间宗教成长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君士坦丁转向”的核心问题是:这一转向是基于君士坦丁的个人宗教体验,还是来自政治利用方面的考量。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导向的。如果君士坦丁自觉皈依,那么说明他个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果像布克哈特所说的那样,皇帝主要想利用基督教获得政治利益,这就反映出当时的基督徒群体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甚至大部分罗马人民都倾向于基督教信仰。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们曾经非常乐观地认为: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君士坦丁研究史可以被分成为三个阶段:历史的、传说的和辨伪的,分别对应于古代、中古和现代。现代学者自以为他们的君士坦丁研究是科学的、批判的学术研究,摆脱了宗教虔诚的干扰,与中古时期流行的各种宗教偏见乃至迷信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中古时期的君士坦丁叙事被视为传说性质的,与此前较为原始的叙事和此后科学的叙事迥异。最近,华裔澳大利亚籍古典学家刘楠强教授在系统总结中古时期君士坦丁形象的时候,也在重申这一深厚的学术传统:“(君士坦丁)生平的方方面面注定要被神圣化,并用传说取而代之。在中古时期,这些传说如此普及,以致从古代晚期开始,它们在拜占庭和中古西欧取代了更为原始的叙事。”其实,“君士坦丁转向”事涉个人信仰,从一开始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教会参与其中,而且在这个时候教会的历史叙事还较为紧密地依附于皇权。在中古早期,这种由教会参与制造君士坦丁形象的历史趋势还在延续,只是随着罗马教会越来越独立于罗马皇帝的直接控制,从罗马教会的角度、利用教会史来重塑君士坦丁的皈依不仅必要而且可行。通过这种努力,在“君士坦丁转向”的历史叙事中,君士坦丁从主角沦为配角,配合罗马主教实现基督教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宗教转折。这一转折的指向也越来越明晰,就是解释罗马教会当时所拥有的各项政治宗教特权的由来,并为其教规和权利诉求提供历史依据。中古早期改造君士坦丁历史记忆的尝试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阶段分别为6世纪初和8世纪末9世纪初。6世纪初形成了以《西尔维斯特教宗行传》为中心的一系列文本,提出君士坦丁得了麻风病,不得不皈依基督教。8世纪末9世纪初则在此文本的基础上伪造了著名的《君士坦丁赠与》,说明君士坦丁为了表示感恩,自愿迁都到君士坦丁堡,将罗马和整个西部帝国的统治权托付给了罗马主教。这些文本主要是由教会法学家们创造出来的,也为教会法学家们广泛接受。但是,当它们在对历史编纂进行渗透的时候,历史学家们的反应非常复杂而多元。一方面,关于君士坦丁的早期历史叙事一直流传有绪,为许多中古早期的历史学家所熟知。这些早期叙事主要有四种:优西比乌斯(EusebiusofCaesarea,约—年)的《教会史》;同一作者编纂但是在4世纪末被杰罗姆翻译并续编而形成的《编年史正典》;充分吸纳优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后由5世纪初的三位历史学家续写的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这三部续编在6世纪中期又被人用拉丁文缩编为一册,即《教会史三编摘要》;以及4世纪中期形成的几部“不语宗教信仰”的罗马史。这四类早期历史叙事对罗马教会塑造的君士坦丁新形象的传播留下了历史障碍。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形势也使得历史学家必须依据现实的实际情况,对教会法学家们塑造的君士坦丁形象进行调整,以便更加符合实际。教会法学家的创造成果、早期历史叙事的流传以及现实情况三者一起作用,互相竞争,使得中古早期历史记忆中的“君士坦丁转向”呈现格外复杂而多元的格局,远非“传说”二字所能完全加以概括。本文试图揭示这种复杂多元性,交代各种流传有序的传统,分阶段地梳理中古早期关于君士坦丁的各种历史记忆,并初步分析在上述三种因素竞争的背景下中古早期史家所做的各种调适。文章首先介绍在罗马帝国晚期形成的关于“君士坦丁转向”的各种早期叙事传统;其次重点分析6世纪初罗马教廷创造的新传统;复次对各种叙事传统的流传与发展进行梳理,然后围绕著名的《君士坦丁赠与》分析当时各种君士坦丁形象之间的博弈;最后总结全文观点。概括中古早期君士坦丁形象的总体演化进程。一、带来和平的基督教帝王 除了君士坦丁颁布的大量法令之外,关于君士坦丁的最为原始的历史记录就是君士坦丁在位期间献给他的一些颂诗。其中也包括凯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斯的长篇颂诗,这是为年君士坦丁登基30周年庆典而创作的。不到两年,君士坦丁去世,优西比乌斯在此作品的基础上,创作了名著《君士坦丁传》。 就在《君士坦丁传》成文之前的十多年,优西比乌斯还创作了两部影响深远的历史作品,它们分别是《编年史正典》和《教会史》。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在君士坦丁刚统一天下之后撰写。在《教会史》中,优西比乌斯并没有提及多少君士坦丁的具体史事,只是简单提及了这位皇帝自始至终都是基督教信仰的朋友,并在与众多迫害基督教的同僚的斗争中,赢回了属于自己的罗马帝国。 大概在写作《教会史》的同时,优西比乌斯也在完成另一部历史作品——《编年史正典》。这部书是为了论证基督教的历史最为久远,即《旧约》所载历史超迈异教各王朝历史。这部书的原本并没有流传下来。在4世纪晚期,拉丁教父圣杰罗姆将其翻译成拉丁语,并续写至年。这部书成为拉丁欧洲的编年史典范,被称誉为《编年史正典》。在这部作品中,优西比乌斯所表现的君士坦丁形象又与他的其他作品不同。 关于君士坦丁统治的开始,这部书用大写字母标明:“罗马的第34位皇帝,君士坦丁统治30年零10个月。大追害之第4年。”可见,作者将君士坦丁与大迫害联系在一起。而且将君士坦丁登基的行为称为“篡夺”(invadit)。书中有关君士坦丁的全部信息包括:赫克琉斯·马克西米亚努斯因为其阴谋被他自己的女儿、君士坦丁的妻子揭发而身死(年);马克森提乌斯在米尔维安桥被君士坦丁击败而死(年);君士坦丁之子克里斯波、小李奇尼等被立为凯撒(年);君士坦丁之子君士坦提乌斯被立为凯撒(年);克里斯波和小李奇尼被残酷杀死(年);君士坦丁登基20周年庆典先在尼科米底亚、次年在罗马举办(年)。随后,杰罗姆插入了一句说明:“至此,是殉道者潘菲利乌斯之友优西比乌所所写的历史。”在随后的叙事中,杰罗姆提到:比提尼亚地区的德黑帕纳(Drepana)被君士坦丁修复。为纪念他的母亲海伦娜而更名为赫伦诺城(helenopolim)(年);君士坦丁杀死自己的妻子福斯塔(年);波尔菲利乌斯(Porphyriuis)赠书给君士坦丁。并从流放中被召回(年);最具基督教色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奠基(年);根据君士坦丁颁发的敕令,所有的异教神庙被摧毁(年);君士坦丁之子康斯坦斯被推举为凯撒(年);君士坦丁与他的孩子们送信给埃及的修道士安东尼,赠其品位(年);在君士坦丁登基30周年那年,达尔马提乌斯被立为凯撤(年);君士坦丁在临终前夕由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斯施洗,成为阿里乌斯派信徒(年);君士坦丁在准备对波斯作战的时候,在尼科米底亚附近的阿克隆(Acyron)王庄去世,享年66岁,他死后,三位儿子继承帝国,由凯撒升为皇帝(年)。 在《编年史正典》和《教会史》中,优西比乌斯所提供的君士坦丁形象极为简略,也并非特别正面。其中又以《编年史正典》最为单薄、负面,这一倾向也基本为续编者杰罗姆所继承。但是,杰罗姆更加明确地指出,君士坦丁临终前在小亚细亚受洗,成为一位基督教异端分子。 《编年史正典》现存10世纪之前的抄本有12种,表明其流传之广。在传抄的过程中,君士坦丁的形象稍微变得正面了一些。除9世纪的一种(即M本)之外,现存的早期抄本都在年处用红笔斜体在书页的右侧添加了一句:“和平由君士坦丁归还给我们。”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位意大利学者在年左右抄录《编年史正典》时所做的插话,其将结束基督教大迫害的功劳归于君士坦丁。 年左右,奥罗修在北非完成的《反异教史七卷》大体延续了《编年史正典)论述,并没有补充太多的信息。根据奥罗修的叙述,君士坦丁结束了大迫害,但不幸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克里斯波和小李奇尼。作者将这一悲剧归因于阿里乌斯派的影响。此后作者简短地评论了君士坦丁的功绩:征服众多蛮族,新建纯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在备战波斯战争的时候,死于尼科米底亚。作者提及他的儿子继承帝位,但并没有提及他受洗的事件。这应该是在为尊者讳,因为作者在其他地方提到过君士坦丁受到阿里乌斯派的影响。在历史记忆的选择中,刻意保持沉默或者选择遗忘往往意味着为创造新的记忆扫清道路。 与《编年史正典》和《教会史》相比,在君士坦丁去世之后成文的《君士坦丁传》则塑造了完全不同的、极其正面高大的君士坦丁形象。在这部传记中,君士坦丁是被优西比乌斯回忆出来的。作者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为经,以两人之间的交往为纬,围绕君士坦丁与基督教和基督教会的关系,讲述君士坦丁如何皈依,如何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如何扶持基督教,以及临终受洗的故事。 根据优西比乌斯的讲述,君士坦丁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君士坦丁幼时并不信教。在与马克森提乌斯争夺罗马的斗争中,君士坦丁有了基督教的宗教体验;他看见了天空异象,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形象以及说明文字:“凭此而胜”。目睹此异象之后,君士坦丁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对上帝加以崇拜,并借此战胜了对手。此后在与李奇尼的内战中,他同样凭借上帝的支持而获胜。在统一天下的同时,君士坦丁也大力扶持基督教会。除了通过法律保护基督教会、进行大量的赠与、兴建教堂之外,君士坦丁还特别注重基督教会的统一与和平。为了纪念登基20周年,在战胜李奇尼的战场——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召集了第一次普世宗教会议,决定统一复活节日期。此后为了统一基督教会,他不断地派人和写信对各地教会发生的宗教争执进行调解。在纪念登基30周年的时候,君士坦丁按照三位一体的构想,将帝位传给三位儿子,并受洗,悔罪而逝,获得永生。 曾经游历地中海世界、接受意大利阿奎利亚主教庇护的大神学家儒菲努斯在5世纪初续编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这部续编的史源并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抄自某部业已失传的早期续编。儒菲努斯先将优西比乌斯的10卷本教会史压缩为9卷,译成拉丁文,然后续写了第10、11卷。他的续编开篇讲述在君士坦丁的领导下,基督教获得了胜利,然后他介绍了阿里乌斯派别及其兴起。君士坦丁的后半生就被儒菲努斯设定在教会与阿里乌斯派斗争的舞台上。其中一章的标题为“君士坦丁皇帝的失误”,说到君士坦丁听信了妹妹、李奇尼的妻子君士坦提娅的劝说,接受了她介绍的一位伪装得非常好的阿里乌斯派牧师,并对他非常信任。在这位牧师的蛊惑之下,君士坦丁犯了错误,将被流放的阿里乌斯召回。随后阿里乌斯回到亚历山大里亚,令正统派教士内心感到非常沮丧。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交代了君士坦丁的去世:“当这些事情在困扰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时候,可敬的皇帝君士坦丁在尼科米底亚郊外去世,这是他统治的第31年。他的儿子们依据遗嘱继承了罗马帝国。”作者还讲述了这位阿里乌斯派牧师如何将君士坦丁关于帝国继承的遗嘱转交给君士坦丁之子君士坦提乌斯,而非其他继承人。 儒菲努斯忠实地执行了优西比乌斯的写作原则,完全以教会领袖和殉道者为主角,从宗教政策的角度来描写君士坦丁。这些描写主要聚焦于君士坦丁的晚年,即他如何全面公开与基督教会发生联系,并受到阿里乌斯派的影响。但作者并没有明确表示君士坦丁属于阿里乌斯派,也没有提及阿里乌斯派主教优西比乌斯为君士坦丁施洗的事情;而是适当地为尊者讳。儒菲努斯与奥罗修大体在同一时期进行创作,处在阿里乌斯派哥特人进攻罗马的危险时刻。他们都没有大量参考优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也都知道君士坦丁为阿里乌斯派,但都选择了沉默,“忘记”了君士坦丁受洗之事。他们的作品表明,在5世纪初的意大利和非洲,教会史家们并不愿意正面提及君士坦丁为阿里乌斯派。 在他之后,同情阿里乌斯派的学者费罗斯托尔基乌斯也续接优西比乌斯,写作了自己的《教会史》。这部教会史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通过后人的引用,我们才得以窥见一斑。总体来讲,费罗斯托尔基乌斯处理君士坦丁故事的方式与儒菲努斯较为类似,主要从正面描述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但是他搜集了更为广泛的观点和信息,包括君士坦丁为什么杀害儿子克里斯波和妻子福斯塔。他也同样提到了君士坦丁临终前的遗嘱,但这个遗嘱的内容却与儒菲努斯所言大相径庭。费罗斯托尔基乌斯说,君士坦丁是被同父异母的兄弟们毒杀的,为了让自己的继承人报仇,以避免他们遭到同样的毒手,他立下遗嘱,说明自己缘何去世,并让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斯将遗嘱转交给君士坦提乌斯。作者还提到,在君士坦丁堡,老百姓极其崇拜君士坦丁。“有异教徒指责,在君士坦丁死后,有许多基督徒在君士坦丁纪念柱之前对着君士坦丁的像献祭,他们点灯、烧香和祈祷,一如向神礼拜,借此消灾弭难。” 几十年后,君士坦丁堡的几位史家开始续编优西比乌斯的《教会史》时,都从《君士坦丁传》中选择了大量的信息,使得君士坦丁在教会史中的形象丰满起来。关于君士坦丁的皈依,续编者之一索佐门一方面根据《君士坦丁传》提供的皈依材料,另一方面则基于史事的先后顺序,对当时希腊人中流行的一种说法,进行了反驳。根据这种说法,君士坦丁之所以皈依,是因为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福斯塔和儿子克里斯波。为了寻求解脱,他遍求各种教派,只有基督教教士允诺,只要经过忏悔和洗礼,即可洗脱罪责,因此君士坦丁皈依了基督教。但在复述君士坦丁对优西比乌斯亲口讲述的皈依过程之后,索佐门评论说,杀害妻儿是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后十余年,而且希腊人也熟知杀害亲人可以得到宽恕,因此希腊哲学家们传播的说法不可信。 关于君士坦丁的遗嘱,索佐门的说法与儒菲努斯基本类似。看来,5世纪上半叶时的各位教会史家都对君士坦丁在位期间以及去世之后发生的清洗帝位继承人的事件非常关心:君士坦丁为什么杀害自己的长子克里斯波和后妻福斯塔;君士坦丁去世后,非福斯塔所生的继承人为何被军队清洗掉。史家们试图从各自角度对此加以解释,尤其是从维护君士坦丁形象的角度提供辩护。 当索佐门等人的史书完成的时候,西部帝国正处在从最后的混乱时期直至最后消失的阶段。5世纪末6世纪初,意大利政局最终暂时稳定下来,但是,统治者却是信奉阿里乌斯派的东哥特人。在这种背景之下,索佐门等人的书,因为极端反对阿里乌斯及其门徒,所以也不便于传播。在拉丁西部地区,常见的资料是优西比乌斯的《编年史正典》和《教会史》以及儒菲努斯的续编。这几部作品中的相关说法都过于简单。作为第一位基督教帝王,君士坦丁应该而且实际上与基督教和教会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人们希望知道他与基督教之间的更多事迹。但这些事迹是当时人所需要知道的,超出“带来和平的”君士坦丁之外,但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君士坦丁。 二、正统信仰的捍卫者与罗马教会的捐献者 5世纪末6世纪初,在阿里乌斯派国王提奥德里克控制下的罗马,罗马教廷因为选举教宗的问题,爆发了较长时间的激烈冲突和分裂(—年),最终导致出现了两位罗马主教———希马库斯和劳伦提乌斯。为了打击对手,两位教宗的支持者各自在罗马教宗的历史资料中寻找对自己有利而对对手不利的证据。然后添油加醋地补充许多材料,创作了一批伪作,其中最为知名的作品就是《伪希马库斯教令集)(SymmachionForgeries)。在这些资料中,有《里贝里教宗传》(GestaLiberii)和《西尔维斯特教令》(ConstiummSilvestri),它们开始讲述一个与上述传统不一样的君士坦丁。 《里贝里教宗传》是关于罗马教宗里贝里(Liberlus,—年在位)的故事。它讲述在君士坦丁之子康斯坦斯的统治之下,里贝里被逐出罗马之后,在城外主持复活节洗礼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可能是支持(也有可能是反讽)希马库斯教宗在城外的圣彼得教堂实行复活节洗礼。在这部简短的传记中,作者提到,里贝里教宗之所以被皇帝驱逐出城,是因为他说君士坦丁得了麻风病,并被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治愈了。作者是这样讲述的:“从一册古书中,即从罗马教宗西尔维斯特的书中,里贝里读到下面的故事并受教益,这个故事是:奉耶稣基督之名,康斯坦斯的父亲君士坦丁被西尔维斯特从麻风病中治愈。事实上,康斯坦斯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像伪君子。他尽管在三位一体中受洗,但并不真正承认三位一体,而是由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斯在尼科米底亚的阿奎隆(Aquilon)王庄为他施洗。康斯坦斯还说,约瑟夫与玛利亚还生了其他的儿子。罗马主教里贝里听说之后,开始嘲弄他,大声指责他,特别真诚地说:‘王国将不属于你。因为你不惧怕你的主、上帝。’当许多人把这些请报告给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下令他到城外居住。 这段话较为混乱。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是谁在尼科米底亚受洗。因为这里出现了三位皇帝的名字,君士坦丁和他的两个儿子——康斯坦斯与君士坦提乌斯。后文又提到,康斯坦斯最后在尼科来底亚受洗,并死在那里。但正是通过这种皇帝人名的混乱,各种新的历史故事得以移花接木,逐渐发展起来。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是,君士坦丁得了麻风病,被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治愈。关于君士坦丁得麻风病的最有可能的故事来源,古典学家富顿业已做了最新的系统调查。他认为故事是5世纪中期教会史家对一部分希腊哲学家的看法进行回应的结果,旨在解释君士坦丁为什么要皈依基督教。这些哲人认为君士坦丁受洗和忏悔,是因为只有基督教才能赦免他杀害妻儿的重罪。富顿推测,因为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斯被人误当作罗马主教优西比乌斯,而优西比乌斯教宗在位时间太短,所以,故事中的教宗被改为他的后任西尔维斯特。 富顿的论证颇能自圆其说。但也要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文本是保持沉默的。又由于文本之间的时间空隙太大,我们并不可能真正了解发明新的关于君士坦丁皈依故事的原因及其最初的来源。我们所能确知的是,在6世纪初的罗马出现了关于君士坦丁在罗马受洗的最早版本,即《伪希马库斯教令集》中的《西尔维斯特教令》。《西尔维斯特教令》自称是由西尔维斯特主教召集的罗马宗教大会的一份教令,除了谴责各种异端之外,里面主要规定了各种教职晋升的年限。该教令提到西尔维斯特召集了著名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在圣西尔维斯特教宗和虔诚的君士坦丁皇帝在位的时候,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召开了宗教大会。在西尔维斯特教宗的召集之下,位天主教主教通过了教规……”罗马主教是否出席了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史无具文。而在这份教令中,罗马主教与君士坦丁共同享有召集第一次普世宗教会议的荣誉了。 在教令之前有段简短的前言,交代这一宗教会议的由来,其中提到君士坦丁得过麻风病:“在这一时期,君士坦丁皇帝乐于看到自己被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施洗,并从麻风病中治愈,许多贵族也与皇帝同乐。由于君士坦丁通过西尔维斯特主教从主人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如此的恩惠,他开始宣讲主人耶稣基督,并承认其恩典。考虑到母亲教会生养了亲爱的儿子、纯洁的君士坦丁,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集合了教士兄弟,主教同僚和助祭,以及罗马公民,准备用教会法整顿教会,并发布相关教令。” 另一份作品《西尔维斯特教宗行传》(ActusSilvestri)与上述文件密切相关,但并不属于《伪希马库斯教令集》。这部作品也是成书于6世纪初。我们知道这份作品的最晚写作年代,是因为在《杰拉斯教宗教令》(DecretaGelasiiPapae)中提及了这份作品。《杰拉斯教宗教令》是一份伪教令,乃6世纪40年代在高卢南部完成的一篇简明宗教文献目录,内容是关于正统教会认可和不认可的阅读书目。虽然作者反对阅读匿名作者的作品,但还是提到应该阅读《西尔维斯特教宗行传》:“同样,《圣西尔维斯特教宗行传》尽管是匿名作者所著,但我们知道,在罗马城的天主教徒都在阅读它,且因为其古老性,许多教会都在效法它。” 《西尔维斯特教宗行传》明确叙述了君士坦丁得麻风病之后如何被西尔维斯特治愈的详细过程。作品首先讲述了关于安息日的神学争论,然后讲到宗教迫害以及君士坦丁受洗的故事。宗教迫害的时候,西尔维斯特与教士们逃到城外的山里。“君士坦丁皇帝掌控王朝,给基督徒造成多种伤害,在各行省无数的人被以各种惩罚处死。君士坦丁全身染上了麻风病(elefantiaelepra)。当各种巫师和大夫都不能治愈的时候,卡皮托尔神庙的大祭司建议,皇帝应该在卡皮托尔山凿池,注入儿童的血液,到池里全身浸洗,就能立即从麻风病中洁净。”当君士坦丁准备前往血水池的时候,遇见了童子们的母亲,她们围着他哭诉。这导致君士坦丁心怀惶恐,作者如是评说道:“罗马皇帝的虔诚战胜了大祭司的残忍。”随后君士坦丁开始登台训众,说明罗马帝国的胜利来自于虔诚。讲话完毕,君士坦丁不仅下令归还童子,而且还加以补偿。这件事情完结之后,君士坦丁得了一梦,梦见圣使徒彼得和保罗给他建议,让他去请在城外山中避难的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为他指点迷津。君士坦丁皇帝醒后,就立即派人前去。西尔维斯特见到使者,以为自己即将殉道,于是讲述了一番殉道好的宗教道理。教宗和皇帝见面之后,自免不了一场关于基督教信仰的对话。西尔维斯特要求皇帝斋戒一周,发布一些新的宗教宽容政策,然后受洗。 君士坦丁在洁净之后的那个星期每天发布新的宗教政策。第8天他来到使徒彼得墓前,开始在那里建设大教堂。在西尔维斯特的拉特兰宫也奠基了教堂之后,君士坦丁开始对顽固的元老们布道,说明自己要颁布新法令,鼓励对基督的信仰,但并不强迫臣民改变信仰。“全体人民,基督徒和异教徒都称赞这个法令,期盼皇帝长生,民众的欢呼声绵绵不绝。” 在这部传记的开篇也有一段简短的前言,说明作者写作的缘由:“我们的历史学家、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城的主教优西比乌斯在写作《教会史》的时候,省略了一些在其他小作品中记录的事情,或者他认为会提到的事情。因为他在20卷书即两个10卷中包括了几乎所有行省的殉道者、主教、忏悔者、贞女和其他女性的殉道事迹。然后他记录了使徒彼得之后的所有主教名字和事迹,那些城市被认为通过使徒教座而享有主教之巅的威权,即罗马城、安条克、耶路撒冷、以弗所和亚历山大里亚。他用希腊文记录了直到他那个时候在这些城市的所有主教的名字和事迹。我的主人、神圣和有福的教父,您吩咐我将其中的一位罗马城主教、圣西尔维斯特的事迹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既然考虑到我个人微不足道,不足以做这个翻译,辞拙且缺乏内秀,我就选择了这种方式。因此我请求:您能为我祈祷,以免我逃脱了蔑视历史的罪责,却犯了对历史想当然之过。但是毫无疑问有了您的祈祷我会获得眷顾。我相信,为了您命令我从事的写作,您将一直为我祈祷。” 这位匿名作者假托翻译优西比乌斯的作品,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大权威的支撑。但他也暗示了自己的写作困境:要么因为忽略历史而遭受无知的骂名,要么因为对历史想当然,落下向壁虚构的罪名。这种矛盾的心态大概是大多数历史故事的发明者所具有的典型心态。但是受人之命,就得忠人之事,这位匿名作者还是创作了这份传记。这份传记分别有希腊文、叙利亚文和拉丁文三类早期写本,对于不同语言的文本的先后问题,学者们存在着争议。如果认为希腊文和叙利亚文的写本更早,研究者就会更倾向于相信匿名作者的自述,认为他确实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做了再加工处理;如果以为拉丁文的写本更为原始,希腊文和叙利亚文的传记是对拉丁文本的翻译,那么学者就会重视文本中的虚构色彩,换言之,独创性。 《西尔维斯特教宗行传》是一部圣徒传,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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