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攀谈的时候，会说“我是崇文的，您是哪儿的”，或者“我是前门那片儿的”……而学院大院里出来的，习惯说“我是石油的”或者“我是地质的”等等，当听到小时候所在区域彼此挨得近的时候，下意识便觉得眼前的陌生人亲切了许多。

所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这拨儿孩子都先后进入青春期，饭量大且嘴馋。由于父母基本都是双职工，工作态度又极度认真，下班赶回家做饭来不及，所以我们的午饭甚至晚饭，都要在食堂吃。“吃食堂长大的”，成为很多人记忆里的口头禅。食堂的饭菜千篇一律，于是，我们会问伙伴儿：兜里还有钱吗？走，咱们去“八门儿”解馋吧。

“八门儿”，不是官方的叫法，在地图上永远找不到这个地名，完全是住在北京这一片儿的人自己的发明。“八门”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必须后面带“儿”，与北京的其它“门”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比如，皇城的天安门、内城的崇文门、外城的永定门等等，没有人会在这些“门”之后加儿化音的，这是北京话的规矩，异地朋友不了解概念，随意加“儿”，一下子就能听出来，没有在北京生活的经验。

“八门儿”就是指北京学院路上成府路东口的商业区。50年代，在一片麦子地中，拓展出中国现代著名的八个理工科的学院，分别是：地质学院、矿业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石油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林学院和医学院。“八门儿”就处在这八大学院中间，没有具体文字记载说为什么把这里叫做“八门儿”，我觉得，因为是八个校门里出来的师生的购物之地，所以就叫“八门儿”了，与传说中因为去“吏户礼兵刑工”办事都要经过一个街口，于是这街口就被称为“六部口”了有点儿类似。

年，“八大学院”诞生

上世纪50年代，我父母那一辈人也正值青春，国家百废待兴，急需重工业的兴起与人才的储备，于是当时教育部明确提出建立专业学院的要求，北京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就是那时候成立的。我父亲当年在天津上中学，我母亲在保定，他们曾经回忆说，石油学院派专人到各地中学“游说”，希望学子们考入石油学院投身到探索与发现大油田的事业中来。我父母就是在这样的激情与感召下，考入了北京石油学院。关于八大学院的事儿，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得非常详细，各校的历史资料也十分丰富，这儿，就说两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儿：一是我父母来北京上学的时候，石油学院完全还处在建设中，四处农田，连校门和教学楼都非常简陋，不过对面的钢铁学院和附近的矿业学院，由于发展得相对成熟，所以校园显得“阔绰”，有一首顺口溜，“穷石油、富钢铁、了不起的大矿业”，说的就是当年学院的状况；二是，有记载写到，当年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来到“钢院”，参观了学院的小炼钢炉，赞叹并希望移植到本国去，因为“钢院”当年炼出的都是军用钢材，直到今天工艺也属先进，由此看出，我国当年的炼钢不都是炼出的铁疙瘩。

上世纪50年代石油学院的简陋大门

言归正传，说“八门儿”。我曾经问父母，你们上学的时候也去“八门儿”吗？他们说，当然了，尤其是晚自习之后，肚子饿，可是没有什么钱，也就偶尔去，原先“八门儿”只有一个小吃店，吃一碗馄饨或一个麻团儿，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儿。有一次，我爸口袋里没钱了，又想满足食欲，是个夏天，一琢磨，棉袄暂时用不上，干脆先卖了解决眼前吧，他回忆的时候自己也会笑起来，看，青春时期的孩子们，垂涎欲滴的嘴巴都是一致的。

80年代末，家里的生活条件一般都好起来，孩子们手里的零花钱也多了，去“八门儿”不是什么特别的奢侈。印象里的“八门儿”能够满足舌尖儿的地方有三个，各有特点。

首先是芙蓉餐厅，一个地道的四川菜馆，拿手菜是三鲜锅巴与糖醋里脊；芙蓉餐厅用现在标准来说，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中档餐馆，可是当时在“八门儿”应该属于高级“食府”，一般的学生去不起，结婚的宴席经常在这儿举行；这里的饭菜量比较大，因为旁边有语言学院（年建立），所以也会有外国人来吃饭；有时代特征的记忆是，食客们几乎没有打包的习惯，可是专有不用餐的人在一旁等着“折箩”，“折箩”是北京土语，就是拿走别人吃剩下的饭菜回家做烩菜。

第二个地方，是青年店，又叫青年冷饮店，这里除了卖冷饮，其实也相当于酒馆，颇有些老北京的酒馆架势，有零卖的切好的香肠与散打的白酒，终日一群游手好闲者坐在里面喝酒与“侃大山”，当你走近了，立马就会闻到一股子很冲的酒味儿；因为里面的酒鬼多，家长们都说青年店是“流氓窝”，我在青春期叛逆的时候，也进去喝过酒，似乎是故意为了接触“流氓”，其实没有流氓，仅仅是闲散的北京当地人而已，很多的书本上看不到的故事都会从那里听到的。

第三个地方，是一位老太太经营的凉面，在自家房外的一个简陋的棚子里，五毛钱一盘儿，麻酱和其他调料拌在面里，这是学生们的最爱，路过的时候，馋虫就在胃里搅动，现在40多岁以上的曾经来过“八门儿”的人，应该都知道“老太太凉面”，名声不是一般的大，以至于会招惹距离非常远的吃货们蹬着自行车一路呼哧带喘而来，专为吃这一口儿，老太太亲自上阵卖凉面，不苟言笑，可生意红火。

这三个地方，代表了三种吃饭的风格，让人记忆深刻。如今，过去“八门儿”的商场已经是超市，芙蓉餐厅不见了踪影，被肯德基“占领”了地盘儿，“老太太凉面”成为记忆，变成一个堆积工业材料的仓库，青年店拆除拓宽成为马路……说实话，“八门儿”再无热闹与特点。

有一种说法，“旧北平胡同多，新北京大院多”，年之后的统一管理模式，使得北京各类大院儿林立。文学作品与电影电视剧里，对部队大院儿和机关大院儿的描绘层见叠出，可“八门儿”这一带最集中的学院大院儿题材很少有人触及，我想也许是理工科的学院大院儿出来的子弟们很少有做文艺工作的缘故吧？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写的部队大院孩子们的生活

那么学院大院儿与其他类型的大院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那还是以我最熟悉的石油大院做例子。上世纪80年代的石油大院儿，早已经不是石油学院，在60年代后期，由于政策等原因，石油学院搬迁到了山东，其他学院也类似，比如地质学院迁到武汉，矿业学院迁到四川。石油大院儿之后成为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不过在大院儿里的人，大多数还依旧是石油的科技人员与职工，里面工作和生活并存，有办公大楼（原教学大楼），有居民筒子楼（原学生宿舍），有自己独立的医务室、中小学以及幼儿园，还有商店和澡堂子，一个笑话说，除了火葬场，大院儿里一应俱全，这就是典型的大院儿模式。

原来的石油学院改为石油勘探院，学生宿舍成了居民楼，墙上还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学院大院儿和其他类型的大院儿相比，共同的特点是，孩子们从小到大就在一起摸爬滚打，家长彼此是远近同事或邻居，所以谁家爱吵架，谁家老实巴交，谁家穷谁家富等等，几乎了如指掌，互相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记得有一个伙伴的爸爸，据说是个官迷，在单位没有职务，回到家里给老婆孩子们“做报告”，这个事儿从孩子们嘴里直接就传到大人们耳朵里，不过仅限背后当成笑话说说，当面不提，他们家孩子也没有觉得丢人之类的，因为家家都有各自的糗事儿，“隐私”拿出来晒晒能有一箩筐。从大院儿出去的孩子，虽然是北京人，但是声调里没有北京腔儿，父母从各地调过来，北方的口音与南方听不懂的各类方言夹杂在一块儿，孩子们最后都演变成统一的“普通话”。我参加工作后，经常被人们误认为东北人，我就说，我的话不是北京话，就是大院儿普通话，俗称“院普”。

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教授

学院派的大院儿，和其他大院也有众多不同。第一个不同：学院大院儿里，会有中国科学界元老级别的“大人物”。石油大院儿，就有翁文波教授，他是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英国伦敦帝国大学哲学博士；童宪章，是我国第一个参与并主持编制油田开发方案的专家；翟光明，石油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秦同洛，石油学院最早期教授……可是，大院里的孩子们，天天与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没有丝毫的神秘感，比如，我与翟光明叔叔经常坐一辆车，见面也就点头叫声“叔叔”，因为秦同洛教授身材比较胖，我们私下里还叫他“大胖子”……学院大院儿的孩子，对于这些学者的记忆，就是普通的邻居叔叔或爷爷。

第二个不同：学院大院儿里的家庭，大都是知识分子，耳濡目染的效应，孩子们的最初理想基本固定在追求学业上面，最后大家的职业方向也深刻着家庭影响的烙印，比如我认识的众多从学院大院儿出来的孩子，学理工科的多，学文科或艺术的少，多数从事理工科相关职业或从商，也有很多出国定居的，但是从政的寥寥无几。由于过去的职业属性非常固定和明确，所以，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痕迹也会比较明显，好的方面是大都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和研究的习性，但是性格上也会有对外界比较敏感的倾向，当然这只是大致概念，特殊者例外。

人们的地域属性还能够作为“套磁”（拉近关系）的手段，老北京攀谈的时候，会说“我是崇文的，您是哪儿的”，或者“我是前门那片儿的”……而学院大院里出来的，习惯说“我是石油的”或者“我是地质的”等等，当听到小时候所在区域彼此挨得近的时候，下意识便觉得眼前的陌生人亲切了许多。

本文作者：安建达，角图特约撰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长期致力于建筑壁画浮雕、艺术壁饰的创作，获有民间铜雕“北安”之称，著有短篇小说集《37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