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面蓝色︽“红色颂歌”免费订阅， 　　　西方有一个伪造历史的传统 　　波斯战争前的古典历史是神话，斯巴达的法制史是文学作品 　　直到波斯战争时的古典历史，以及后来各个时期依据传统建立起来的有关这段历史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的产物。有关斯巴达(Sparta)的法制史是希腊化时期的一首诗，它所集中描写的来喀古(Lycurgus)---有关他的“传记”，我们有详尽的记述---最初可能是塔伊格图山(MountTaygetus)的一个并不重要的地方神。[[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导言第24页，商务印书馆年1月第1版] 　　西方古典人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对故事和史实作任何原则性区分 　　“古典世界对「历史」这个词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那就是：有关亚历山大的传奇文学对严肃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甚至于它们的史实，都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古典人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对历史作为一种故事和历史作为文献作出任何原则性的区分。直至罗马共和国末期，当瓦罗(Varro)想把那正从人们的意识中迅速消失的宗教稳定下来时，他把神---对它们的崇拜被国家一丝不苟地遵从着---分为‘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对之还有所知的，一类是尽管官方崇拜仍未中断，却已名存实亡的。 　　事实上，瓦罗时代罗马社会的宗教，亦即歌德甚至尼采(Nietzsche)所纯真地复现过的诗人的宗教，主要地是希腊化文学的产物，和当时已经没人能理解的古代实践几乎全无关系。 　　蒙森(Mommsen)明确地界定了西欧人对这类历史的态度，他说，‘罗马的历史学家’---特别地指塔西佗---‘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所说的东西最好是省略掉，而那必须要说的东西又被他们省略了。’”[[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 　　前梭伦时代的希腊人什么也没有传下来，没有留下一个年份，没有留下一个真实的姓名，没有留下一件确实的事件。结果我们仅知的后来的历史就不甚恰当地变得十分重要了。但对于埃及，从公元前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开始，我们就掌握了许多国王的姓名，甚至他们确切的统治日期;对于这些，新王国时期(theNewEmpire)必定全都知道。如今，那些伟大的法老们的遗体躺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其面目仍然依稀可辨，已经成为那永生意志(thewilltoendure)令人唏嘘的象征。在阿美尼赫特三世(AmenemhetⅢ)金字塔的光耀夺目、琢磨如镜的花岗石塔顶上，我们今天仍能读到这样的词句：“阿美尼赫特仰望着旭日之美景”，而在另一面，我们读到：“阿美尼赫特的灵魂比猎户座还要高，它与下界同在。”这真是对死之大限(Mortality)和纯然的现在的胜利;它彻底地是非古典的。”[[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 　　犹太教祭司造假 　　“如果犹太祭司假造了记录---众所周知在每一个世纪，祭司们都倾向于因虔诚而造假---希伯来史学家们也不具备评判的手段来发现假造的记录。”[[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中译本第1版第2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6月] 　　基督教教会继承了这一传统。基督教初期： 　　“伪造赝本和添章加句的情形，在基督教初期屡见不鲜。犹太教徒跟基督教徒之胆大妄为，两方面彼此也不分上下。犹太教徒假托俄尔浦斯的口气来谈亚伯拉罕、摩西及其十戒，或假托荷马的口气来谈第七日创造完毕的情形，基督教徒却先把故事占为己有，然后又从他们那方面尽力伪造旧约希腊译文，好拿经文做根据来反对犹太人。”[[法]伏尔泰《哲学辞典》年版中译本上册第页、乔治?阿弗内尔注，商务印书馆年10月] 　　古罗马一样伪造历史 　　(参见本书「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章节相关内容) 　　欧洲中世纪伪造历史举隅 　　---以英国伪造民族英雄「阿瑟」的历史为例 　　“杰弗里的作品写于年代，不仅开启了阿瑟传说，而且以各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宣称这段传说是历史。杰弗里的作品是否具备事实基础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兴趣。他清楚知道当时人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历史，而他的聪明才智显然足以让叙事免于受到史料支配的危险，而又能写出一部详细的历史给读者。…… 　　杰弗里并未宣称自己是作者，他说他自己只是把牛津会吏长沃尔特(Walter)交给他的一本非常古老的书从威尔士语翻译成拉丁文。实际上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本书真的存在。……一般认为，虽然书中含有威尔士传说与系谱的轨迹，部分来自口述传统，但本质上仍属杰弗里的创作。……它声称填补了不列颠历史知识的重要漏洞。”[[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7月第1版] 　　“阿瑟的历史证据十分薄弱，但他的传说……却是一种历史事实。它深刻影响甚或支配了许多不列颠人对过去的想象，包括英格兰人，特别是从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后，人们对于历史与传说的差异更敏锐，但又倾向于不去理会这样的怀疑，于是阿瑟这个角色在十九世纪变得举足轻重。在杰弗里之后，阿瑟与他的王后桂妮薇儿(Guinevere)的遗骨于年被格拉斯顿伯里的僧侣‘发现’，而阿瑟与他的骑士成了新兴骑士精神的中心，连带也出了一些次传说，发展于法国与日耳曼地区，激励了以阿瑟圆桌武士为蓝本的中古时代骑士勋章的建立，如十四世纪爱得华三世创立的嘉德勋章。……到了十五世纪，托马斯·马洛里爵士的《阿瑟之死》赋予英格兰读者阿瑟传说古典的形貌;……十六世纪时，阿瑟的原型是都铎宫廷崇拜的对象，都铎王室成员有时带有一种威尔士人的自觉，亨利七世的长子在受洗时被命名为阿瑟。到了十七世纪，米尔顿构思以阿瑟为主题的史诗未果。……维多利亚时代的想象把效忠之臣区分成绅士浪漫的阿瑟与较亲民的阿尔弗雷德;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曾以阿瑟传说为题材，而这位诗人受洗时被命名为阿尔弗雷德，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英]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译本第-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7月第1版] 　　“阿瑟是伟大的国王与军事领袖，他的性格举止比较近似于凯撒与查理曼，而非后日的游侠骑士。……阿瑟的宫廷位于乌斯克(Usk)河畔的卡尔雷翁(第九卷)，它的壮丽无可比拟，成为各地骑士景从的对象。阿瑟征服高卢之后，也在巴黎建立宫廷。”[同上第页] 　　“比杰弗里晚了半个世纪的纽伯格的威廉(WilliamofNewburgh)说到：《不列颠诸王史》完全是虚构的。”[同上第页] 　　中世纪伪造文献的著名案例 　　罗伦佐?瓦拉(-)写成于年的《论伪造君士坦丁的赠与》论文，揭露了《君士坦丁的赠与》是伪造文献，是八世纪在教皇宫廷编造的赝品，目的是为了向世俗政权提出要求。批判作为教皇要求干预西欧和意大利世俗政权依据的文件，在瓦拉的论文中发展成为对教皇保持世俗政权依据的总批判。 　　教廷为了回击瓦拉的著作出版问世，编写了一篇学术性反驳文章---《罗伦佐?瓦拉对抗君士坦丁的赠与》，它以被发现的希腊文本《君士坦丁的赠与》为根据，希腊文本中没有瓦拉用来批判的那些字句。然而，《君士坦丁的赠与》翻译成希腊文仅仅是十一世纪出现的，而且又是以相应的方法“加工成”的。[详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59-65页，商务印书馆年9月] 　　伪造历史有时竟成了一种虔诚 　　欧洲中世纪曾盛行过大量的伪造，……有许多赝品包括在历史里。弗列辛根的奥托与其他编年史家提到过并被其中许多人认为真实无疑的《君士坦丁的赠与》便是一例。另如，著名的八五〇年左右在法兰西北部某地制定的《伪称伊西多尔的教皇法令》以及对史学起了不小影响的其他不少伪造品也是如此。 　　寺院常常炮制一些文书，并且使之真正的文书形式 　　“有时这是由于他们深信这种文书曾经存在过，有必要把它们复制出来。例如，英国政府在对寺院和个人的某些土地所有权和豁免权进行频繁的检查时期，便出现了无疑是伪造的文书。……有时……虽然十分清楚不曾有过这种文件，但为了维护一定的财产利益仍然要把它制造出来。法庭面对这些伪造品经常是一筹莫展。 　　某些研究者认为，《伪称伊西多尔的教皇法令》的杜撰与其说出与有意识的伪造，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臆想。该法令的炮制者曾伪造出六十封教皇的书信(从克里门到米尔恰迪斯)，虽然实际上当时教皇的书信连一封也不曾遗留下来。他还在此后时期炮制出三十五封教皇的书信。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作者的世界观有联系，……他完全相信，这一切本身都理应实现，所以他伪造这些书信。从历史家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是不允许的。它们明显的说明，为了适应政治、其中包括神权政治的倾向性，中世纪的作者包括教会的代表者，毫无顾忌地以“笃信宗教的谎言”来伪造历史。 　　这不仅是对《伪称伊西多尔的教皇法令》的作者而言，我们在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伪造品。例如，托马斯?阿奎那曾采用了以希腊宗教会议的法令集和证明教皇绝对权力的希腊教会之父们的作品中的引文，并使其流传，可能他并不知道这些引文是伪造品，并不知道它们是由某个拥护教皇权力并企图以此支持这教皇权的人所为。借助托马斯?阿奎那的权威，这些引文后来竟作为真实的文件被广泛地使用着。 　　此外，中世纪还产生了大量小型的伪造品，它们是由于某一寺院、主教区或其他集团的利益而被杜撰出来的。这使历史的记述中不断掺入伪造。一些历史的伪造具有劝善性质，然后是如诗的想象性质。……”[[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40-41页，商务印书馆年9月] 　　“在中世纪，……虔诚的编年史家们，置身修道院的图书宝藏内，怡然自得，他们从不停下来对文献的价值加以考虑，而把过去史料中的错误也一起抄到他们的著作中去了。当时，伪造经典之风很盛，但揭穿赝品的方法却还没有发明。凡是用文字记录的事件都被深信不疑地接受了下来，而人们由于承认传统，就更加相信事件的真实性了。”[[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第67-68页，商务印书馆年第1版] 　　西方近代历史是从杜撰、伪造开始的 　　“人们探讨文艺复兴时代，往往很自然地从佛罗伦萨开始，因为佛罗伦萨曾在二百五十年间(1-年)光辉地表现了意大利文化。……最早的佛罗伦萨历史是由一大堆传说、语言、杜撰和谬误组成的。佛罗伦萨最早的历史著作似乎是圣萨诺姆的《佛罗伦萨事记》。从年写起，至年突然中止，连最后一个句子都没有写完……。其次是一位不知名的人写的一部编年史，名叫《城市起源编年史》(Chronicadeoriginecivitatis)。原作似乎是用拉丁文从罗马帝国写起的。但是现有的版本却是部分用拉丁文、部分用意大利文写的。……所记最后年代是年，即但丁逝世的那年。…… 　　佛罗伦萨的档案中还有其他一些早年无名氏编写的编年史手稿，这些手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抄袭的，或者抄自同一个来源，因而很少可信之处。早期佛罗伦萨历史著作更严重的缺点是充满伪造。数百年来，人们以为《从建城至年的佛罗伦萨史》(Historiafiorentinadall’edificazionediFiorenzaperinsinodall’)是‘佛罗伦萨绅士’李嘉达诺·马尔斯皮尼的作品，并认为带诺·康派尼的《佛罗伦萨史》(-年)是微拉尼以前的著作;但是现在我们才知道这两部著作都是伪造的。另一部臭名远扬的佛罗伦萨史是马提奥·斯皮涅利·达·乔文那左的《日志》(Diurnali)，业已证明这部书是十六世纪伪造的。这些伪造的作品是为了向十五、六世纪佛罗伦萨某些家族的虚荣献媚的。为了证明他们的世袭古老，有必要捏造微拉尼以前的「史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杜撰一部旧有编年史。”[注(节录)：“马尔斯皮尼著作校勘工作的开创者是瑟斐·博卡斯特;他和哈特维格和黑格尔有效地整理了马尔斯皮尼和带诺·康派尼的著作。昔蒙认为两人的著作真实性是成问题的，但他还是利用了它们。杰出的意大利文学史家得·桑克提在他的《意大利文学史》(最早于年问世)中认为他们是可靠的历史家，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在这个年代---他们被揭露以后七十年---得·桑克提的英译本(纽约，年)还重复这种捏造(比较第1卷，79-80，-44，，)，特别因为书中的序言是得·桑克提的学生和近代最伟大的历史学者本泥狄多·克罗齐先生写的，就令人诧异了。”详见[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2册第-页，商务印书馆年5月第1版年11月3刷] 　　“更重要的著作是利塔伯爵的《望族》，其中第一编专述斯福尔扎家族，于年出版。他死于年，在这以前，他已写完百余个名门望族的历史;其中有：维斯孔蒂族、伊斯特族、美第奇族、贡扎加族和本蒂伏利奥族。在利塔以前，意大利的家史都是一些伪造的东西。”[[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本下册第-页，商务印书馆年7月第1版1刷] 　　十五世纪史书造假举隅 　　列奥那多?布鲁尼在十二卷本的《佛罗伦萨人民史》中，叙述了吉安诺?德拉?贝拉是怎样把大多数人民聚集在一起以后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长达两页纸的篇幅，全部从头到尾是想象出来的。[详见[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52页，商务印书馆年9月] 　　“古希腊碑铭”的基础---十六世纪、法兰西学院造假 　　“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勤奋地、充满激情地考察了每一个时期的纪念碑，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一位伪造者：这个人就是皮鲁·利哥里奥[PirroLigorio](-年)……他所提供的真实材料里混杂着大量伪造的材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书面形式伪造的铭文;其中一些伪造是极端无知的，比如从圣母玛利亚的拉丁文信件到墨西拿城的拉丁文信件(CIL×)都是如此，不过其中一些伪造也极有天赋。我们《集成》(Corpus)中伪造的项目数以千计，甚至一些在石头上伪造的铭文也为人所知了。……以书面形式、文雅艺术形式进行伪造一直在持续不断;这方面最后一位代表或许是勒诺曼[Fran?oisLenormant]，即使当他的伪造行为被曝光后，他仍旧是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勒诺曼在欺骗了他的同胞之后，为自娱自乐，他又伪造了日尔曼人的东西，也曾一度取得成功。……他的伪造物仍为古文物研究者所依赖……”[[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44-45页，三联书店年6月第1版] 　　大批所谓“希腊铭文”如此出笼 　　法国富尔蒙教士作为一个外国人，到了土耳其统治下的“欧洲土耳其”(希腊在当时的名称)，在短暂的旅行中，一次誊写所得就是“三千册铭文”。 　　(详见本书第3章第6节相关内容) 　　法拉里斯、苏格拉底等的书信均系伪作 　　本特利是18世纪最有权威、也是最为博学的学者之一。“在一本接近页的大书中，本特利专门分析了法拉里斯的书信。他根据历史学、文献学和文学背景，分析了书信的内容，指出‘他们是用错误的希腊方言写成的。它们所提到的人和城市，在真正的法拉斯里死后的多年里，仍然保持繁荣，而书信中的引文，来自要比这个西西里僭主晚几百年的诗人’。文章的风格，‘一点都不强劲、生动、华丽，反而虚假和浅薄’。所以，书信的作者不过是个书呆子，与那个手执宝剑、统帅百万臣民的僭主根本不协调。作为例证，本特利指出，书信中提到的芬提亚城，是在这位僭主死后近年才建立的;另外一个城市阿拉萨虽然建立时间稍早，但也是在法拉里斯死后的年左右才建立。书信中出现的那个科林斯陶工，则生活在僭主死后的年左右。书信中所说的墨西拿城固然建立颇早。但此前它的名字是赞克列，在僭主死后60年才改名墨西拿。书信中所用的某些话语，例如‘像松树那样将你根除’、‘话语不过是行动的影子’等，出现的时间也都晚于所谓的法拉里斯。本特利还证明，法拉里斯统治的阿格里真特为多利安人城邦，理应使用多利安人方言，可是这封书信使用的居然是阿提卡方言。“如果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应该说它们不过是一堆常识的拼凑，缺乏来自行动和环境的生命和精神。”他用同样的方法，证明当时流传的所谓地米斯托克利、欧里庇得斯、苏格拉底的书信，也均系伪作。”[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册第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年11月第1版] 　　里奇尔学派的文本批判 　　弗里德里希·里奇尔(FriedrichRitschl)[-] 　　“就里奇尔学派而言，文本批判是至高无上的，拉赫曼和马德维希也抱有类似的偏见，更不用说克贝[Cobet]了，赫尔德的特性也是如此。结果，学术研究越来越接近于推测修正了。古典学遭到了肢解，通常是古典学的基础与古典学的主要内容完全分离了，把先前的全部著作当作欺骗的东西而加以抛弃的行为在迅猛地继续下去。对「语言学方法」(viaacratio)的依赖达到毫无限制的程度，许多人把这种方法视作灵丹妙药：只要在这种方法的帮助下，每一个藏有珍宝的房间的大门都会轻易地打开。不幸的是这种黄金时常是赝品;最糟糕的是这些谬误对学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难以消除。因此，对一个问题的评估是相当慷慨的，人们会在期刊上，甚至在文本中提出上千种猜测，这种现象在那时是正常的。这种删记现象(Athetesis)在悲剧诗人、在西塞罗著作泛滥起来。荷兰人皮特鲁·霍夫曼-皮尔卡姆(PetrusHofman-Peerlkamp)曾把赫拉斯的著作重新加以改造以适合自己的逻辑观念，他现在则发现一些热情的模仿者。”[[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页，三联书店年6月第1版] 　　随意改写古典作品 　　“他们既完全缺乏历史感，也缺乏可能性。他们所拥有的持久信念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些人几乎不能花时间让自己去熟悉他们所研究对象的言辞，就急忙修正著作了。他们惟一的借口是那古老的信念：古典文学的绝对完美仍旧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当他们在这些著作发现大量他们不能钦佩的东西时，他们就得出的结论说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需要治疗---假如需要的，就用烙烫，也可以用刀。”[[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页，三联书店年6月第1版] 　　“古代拉丁文献”全伪论 　　西方历史上有人曾经指出：晚期中世纪拉丁文献全部是伪造的! 　　哈德恩(Hardouin)[-]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晚期中世纪的全部拉丁文献都是伪造的。[[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83页，三联书店年6月第1版]这种理论“把全部著作都当作伪造的实践活动。”[[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页，三联书店年6月第1版] 　　这种“古代拉丁文献”全伪论是一种真知灼见;当然，“全伪”不仅仅限于“拉丁文献”，所谓“古希腊文献”何尝不是“全伪”呢! 　　“古希腊文献”并不存在 　　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教授、拉丁文专家哈维尔·马丁内斯(JavierMartínez)主编，书名《伪造和假的古典文学》(Fakesandforgersofclassicalliterature)。现将该书部分内容摘录如下：[由英籍学者诸玄识先生提供、并翻译为中文。] 　　自从一开始，西方古典文学已是问题缠身，手稿和复制的真实性都很可疑，乃至是伪造和杜撰的。(第页)。 　　在6年，阿诺德·费罗努斯(AmoldusFerronus)把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部分文字，从希腊原版翻译成拉丁文。此乃似是而非，他竟创造了希腊文原版著作。(第7、第35和第44页)。 　　尼罗斯(NilusofAncyra，拜占庭主教死于公元年)，这个不确定的历史和文学人物的“作品”，已经被大量欺诈性地伪造成古典著作。(第7页) 　　《奥古斯都史》(TheHistoriaAugusta)，是一部造假的杰作。(第8页) 　　安东尼奥·格瓦拉(FrayAntonioguevara)出版《马可·奥勒留》(MarcoAurelio，中译书名《沉思录》)，他声称，他亲自从佛罗伦萨图书馆里发现原版，并且翻译出来的。这本“黄金宝书”畅销于16世纪的欧洲，但实际上，这是安东尼奥·格瓦拉根据他自己的想象伪造的，几乎全无原始文献支持。(第8页) 　　许多基督教原著，包括神谕问答，都是大约在基督第三纪元填补和杜撰的。(第8页) 　　毕达哥拉斯文集应该受到质疑，……他的可疑的信件显示，存在着伪毕达哥拉斯理论的问题。……透过文字这面镜子可以看出真相，即毕达哥拉斯教条和他本人作为神秘人物差不多都是伪造的。(第9页) 　　……有些缺乏真实性的文字，被人汇编成为古希腊埃斯库罗斯(悲剧诗人)和狄摩西尼(政治家、演说家)文集。(第9页)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瑞索斯》(Rhesus)的真实性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第10页) 　　希罗多德在著述中许多劝导段落中的文字技巧，相对于当时流行的希腊韵律，似乎这位历史学家有些愚蠢的模仿。(第11、、-页) 　　……从全球和理论透视来看。拉丁文的历史传记的真实性值得研究。……拉丁文本的作者署名和编写日期都成问题，很难作为文学史的篇章。(第11页) 　　奥奈西克里图斯(Onomacritus古希腊诗人、神谕学家)是第一个被造假的人物。(第11页) 　　为了宣传意图，在早期基督教父作者群中模仿和伪造阿波罗预言。(第12页) 　　分析从公元2至4世纪的对异教思想的抄袭，这个过程被编撰技巧和个人注释所融合。(第12页) 　　(详见JavierMartínez:Fakesandforgersofclassicalliterature,EdicionesClásicas[Madrid],) 　　十七世纪人们对“古典历史”的怀疑 　　“17世纪下半叶，人们普遍开始用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古罗马史、古希腊史和《圣经》史，历史学家频频被斥责为编写神话的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传统则加剧了这种情况，因为根据这两大运动的传统，历史学家不再把自己看做客观的学者……”[[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25页，大象出版社年4月第1版] 　　4．“文艺复兴”时期伪造古文献集中出笼及近代学者造伪举例 　　“随着十五世纪的到来，开始有了很多新发现，有了用抄写方法系统地制作出的许多丛书，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有迅速的增加。注：大家都知道，伪造作品的事当时是很普遍的。复古的热情由此变成无赖之徒牟利或娱乐的东西。”[[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第页，商务印书馆年7月第1版] 　　事实上，十五世纪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其实也是造伪历史的同伙。“他们很少引证史料，时而掩盖史料而加进自己的猜想。”[[俄]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中译本第页，商务印书馆年9月第1版] 　　例如：“一位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卡洛·西戈尼奥(CarloSigonio)「发现」了西塞罗一部失传的作品，其实该作品是他自己创作的。”[[英]彼得·伯克《文艺复兴(第2版)》中译本第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年2月第1版] 　　文艺复兴的第三阶段公然“仿造经典” 　　“文艺复兴的第三阶段是仿造经典文献。在这方面，桂冠应属于拜占庭历史学家。从11世纪起，他们在复兴被废弃的古希腊文时找到了自己的文学表达手段。在15世纪这种文体的最后一批应用者之中，东正教历史学家尼科拉斯(拉奥尼克斯)·卡尔科康第拉斯和克里托波乌洛斯(克里托乌洛斯)把这种以假乱真的做法推到了极端荒谬的地步。”[[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中译本第页，上海人民出版社5年4月第1版] 　　如果说西方教会是长期伪造古文献的“大本营”如十七世纪的教会论争暴露出来的那样，那么作为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支持的“私人图书馆”就是集中造伪古文献的“大窝点”。 　　希腊学术主要限于佛罗伦萨，时间是在十五世纪及十六世纪初 　　它始终也没有像拉丁学术那样普遍，部分原因是因为研究这种学问有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更主要的原因，是罗马人的优越感和对于希腊人的本能的憎恨……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对于希腊文化的认识虽然肤浅，但他们所起的推动作用是强有力的，不过并没有对他们同时代的人立刻发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希腊文学的研究，约在0年就和有学问的希腊流亡者的最后一个侨居地的消失而一起停业了。[[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第-页，商务印书馆年7月第1版] 　　上面引述的这部著作初版于年，正是欧洲构造古希腊历史传统的黄金时期，然而从中也能看出以下三点： 　　⑴所谓“古希腊学术”在地域上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⑵在时间上限于十五世纪及十六世纪初; 　　⑶当时对与佩脱拉克和薄伽丘同时代的人并没有产生影响。 　　据此线索，我们将所调查案件的时空范围缩小。 　　14世纪佛罗伦萨人口大约有十万人，在当时的欧洲属于超大城市，与威尼斯、巴黎同一规模，而米兰、热那亚、巴塞罗纳只有五万人口，伦敦四万人口。 　　从14世纪开始，佛罗伦萨等城市开始有商人或手工业者出身的暴发户出现。其中美第奇家族就是从一个乡村纺织工起家，经历三代人，从雇工开始崛起为银行家及君主，最终攫取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 　　就是这个美第奇家族，在当时特大城市的佛罗伦萨地方，开了三家“私人图书馆”。[参看[美]罗宾?W温克、L.P.汪德尔《牛津欧洲史》中译本第1卷第-页，吉林出版集团年4月第1版] 　　当时所谓特大城市，按现在标准不过是个小镇而已。难怪马可波罗之前于威尼斯讲述自己在中国许多百万人口城市的经历时被揶揄为“马百万”呢。 　　这个美第奇家族，大概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尝到了“知识就是权力”的甜头。在一个小镇上建了三家“私人图书馆”，收藏了大批失传了上千年的完好无损的古抄本。那么，许多的古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是莎草纸作为载体，在希腊或罗马的气候条件下，几十年就会霉变、粘连、变质、废弃，这在今天不过是人人知道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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