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海地（上）

SusanBuck-Morss文，何啸风译，毓坤、星原校，

原文载CriticalInquiry,Vol.26,No.4.(Summer,),pp.-.，感谢译者授权

一、

到18世纪为止，奴隶制已然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根隐喻（rootmetaphor），用来指涉权力关系的全部邪恶之处。而它的概念反题——自由——则被启蒙思想家视为最崇高和普遍的政治价值。但是，这一政治隐喻奠定之时，奴隶制的经济实践——把非欧洲人作为殖民地劳动力，进行系统性、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奴役——在数量和质量上变本加厉，以至于在18世纪中叶开始维系整个西方经济体系，而且吊诡地促进了启蒙运动的理想（它与奴隶制实践截然相反）传播到全球。

思想与实践的明显割裂，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从重商主义（mercantile）形态转向了原始工业（protoindustrial）形态。当然，人们不难想见，任何理想、“开明”的思想家，都能注意到这一现象。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宣称自由是人的自然状态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这帮思想家，却承认对数百万奴隶劳工的奴隶的剥削是既定世界的一部分。哪怕理论上的自由主张被转化为政治舞台上的革命行动，背地里靠奴隶推动的殖民地经济，依然有可能不见天日。

如果说这种矛盾不大可能困扰当时人们的逻辑意识，那么，今天的写作者在充分了解事实的同时依然把西方历史建构为人类自由的连贯叙事，或许就有些不可思议了。这种行为，倒也不一定是刻意、有意识的（intentional）。一旦人们把民族历史视为自成一体的事物、历史的各个层面被分割在各个学科壁垒之后（disciplinaryisolation）。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反证（counterevidence）也就被搁置一旁、不屑一顾了。知识专业化程度越高，研究水平越先进，学术传统越悠久宏大，就越容易忽视那些不和谐的事实。我们必须指出，专业化和学科壁垒，是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等新学科、文化离散研究（diasporastudies）等新领域面临的一大风险。而这些学科和领域的建立，恰恰是为了消除专业化和壁垒。学科壁垒的建立，导致某个学者可以说，某个反面证据是其他学科的事，和我没有关系。毕竟，一个学者不可能精通一切。这种说法确实很有道理。可是，这种说法回避了一个令人难堪的真相：假如某些事实星丛（constellationsoffacts）牢牢地扎根于学术意识之中，那么，它们不仅威胁到那些宏大叙事，而且威胁到生产（再生产）这些事实的悠久的学科。例如，在大学里，像“黑格尔与海地”这样的研究星丛，就没有容身之所。这是本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