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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霍梅尼的政治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0世纪40年代,霍梅尼热情捍卫伊斯兰,反对巴列维王朝施行的世俗化政策,希望乌里玛参政以监督王权。60年代,霍梅尼公开反对巴列维政权,毫不妥协地与国王进行斗争,但没有反对伊朗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上层建筑。70年代初,霍梅尼的政治思想已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明确否定君主制,而且系统地阐述了法基赫监护理论,要求建立伊斯兰政府。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巴列维王朝受到颠覆,在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思想日益具体、明确,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和调整。来源：《西亚非洲》年08期

鲁霍拉·霍梅尼作为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政治家和伊朗宗教领袖、革命导师,有自己独树一帜的政治思想体系。国内学者对霍梅尼政治思想的内容、特点、性质已有评述,不过,就公开发表的情况而言,尚缺乏对霍梅尼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剖析。实际上,霍梅尼的政治思想有一个逐步形成、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因时而变的动态系统。

霍梅尼政治思想的萌发霍梅尼,年生,17岁拜穆智台希德卡里姆·哈依尼·雅兹迪为师,[1]19岁跟随哈依尼迁居圣城库姆,随后在这里完成了正规伊斯兰宗教教育。年哈依尼去世时,霍梅尼已获得霍贾特伊斯兰头衔,开始在库姆神学院独立授课。[]从霍梅尼思想演变的角度看,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年开始独立活动到年),他从一名热忱的伊斯兰教传播者和捍卫者成长为坚定的反王权斗士。第二阶段(～年初)推翻巴列维王朝,霍梅尼在流亡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伊朗革命导师。第三阶段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年),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精神领袖和政治领导人,霍梅尼得以全面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并在现实中加以调整。霍梅尼开始独立活动的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值礼萨·汗政权推行世俗化改革,打压什叶派教士的传统社会职能和地位。同时,伊朗社会出现一股改革什叶派教义的舆论潮流,攻击、指责乌里玛和什叶派教义。在这种气氛下,作为伊斯兰的虔诚信仰者和传播者,霍梅尼从什叶派传统立场出发,坚决反对世俗化政策,要求乌里玛参政以限制王权。霍梅尼的这一思想在年出版的《揭露秘密》这本政治论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揭露秘密》一书中,霍梅尼痛斥对伊斯兰所受到的攻击,坚持伊斯兰和乌里玛是伊朗的民族特性与独立的保卫者。他谴责巴列维国王以刺刀强迫妇女除去面纱、剥夺乌里玛的权力、普及男女同校、扩散酒吧和夜总会之类的“堕落中心”,认为合法政治的模式只能是“神的治理”,实施神的律法,乌里玛必须参与政治,教法学家应该是议会的成员或类似机构的监督者,由他们选举出一个公正的素丹,“此人不会违背神圣的律法,也不会压迫人民,不会侵犯人民的财产、生命和荣誉”[3]。霍梅尼还提出,“反抗暴君是穆斯林的首要职责”[4],但同时强调:“乌里玛从来没有想要破坏政府的基础。假如有时他们反对某个统治者,他们反对的仅仅是他这个人……。至今他们从未反对过君主制的原则基础。”[5]“统治权必须属于法基赫,并非意味着法基赫应该成为国王、大臣或军队统帅,……而是说法基赫应该能够监督伊斯兰国家的立法和行政部门。”[6]从《揭露秘密》一书的内容来看,此时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为伊斯兰辩护,谴责政府的世俗化政策,表现了维护伊斯兰的反世俗主义立场。这标志着霍梅尼政治思想的萌发,从而奠定了他毕生政治思想的基调。霍梅尼表达了教士参政的强烈意向,但仅限于监督君权,以确保政府遵从神圣律法,没有排除与政府合作的可能性。此时霍梅尼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以君主立宪形式表现的什叶派传统主义,在王权面前仍处于一种防御姿态。0世纪50年代,霍梅尼的宗教地位和名望逐步上升,年霍梅尼已被列入1名高级阿亚图拉之列,成为主要宗教领导人之一。年3月什叶派宗教领袖布鲁杰尔迪去世,霍梅尼与另外两位阿亚图拉一起共同继承了布鲁杰尔迪的位置,成为大阿亚图拉。在霍梅尼成长的这一时期,伊朗内政、外交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动。年礼萨·汗在同盟国压力下被迫退位,年仅1岁的巴列维继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朗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年摩萨台政府时期,伊朗爆发了一场以石油国有化为核心、以削夺国王权力为特征的民族主义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利益和王室权力。然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年8月摩萨台政府被推翻,伊朗的民族主义运动夭折。此后,在美国的扶持下,巴列维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独裁地位,并于60年代初发动了一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白色革命”,推行西方化、世俗化的社会经济改革。同时,巴列维对美国感恩戴德,遂成为美国在伊朗实行霸权的傀儡。在当时的伊朗,王权专制卷土重来,世俗化得到加紧推行,宗教集团的利益受到严重挑战;外部强权的干涉和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大举渗透,对伊朗的民族独立造成严重威胁,对伊斯兰传统文化形成重大冲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霍梅尼开始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出现。无论是出于对自身宗教集团利益的维护,还是对民族独立和传统文化信仰的守护,霍梅尼自然要激烈反抗。年10月,阿拉姆政府向议会提交地方委员会选举法案,含有给予妇女选举权等条款,引起乌里玛的不满。霍梅尼发电报告诫国王:“你的周围都是些奉承者和奴仆,他们所能奉献给主子的只有反伊斯兰和非法的行为,批准他们叛逆和错误的法令将会削弱作为主权与王权保障的宪法。”[7]3年1月,巴列维国王命令就“白色革命”举行公民投票,霍梅尼呼吁人们进行抵制,指出:“本质上,公民投票或者全民公决在伊斯兰没有合法性。……大部分(伊朗)人(对于这次公民投票)没有投票权。”[8]在6月3日阿术拉节的布道中,霍梅尼明确向巴列维国王开战:“我要给你一些忠告,国王先生!我奉劝你停止执行现在这样的政策和行动。”“国王先生,可能这些人想让你表现得像个犹太人,那样我就将宣布你为不信仰者,他们就可以把你赶出伊朗、推翻你!……他们正往你可怜的脖子上套绞索!”[9]第二天,霍梅尼和其他几位阿亚图拉遭到逮捕,由此引发了大规模冲突,此即“六月起义”。年4月,霍梅尼获释。10月,伊朗为换取美国提供贷款,通过了一个给予驻伊朗美军及家属治外法权的法案。对此,霍梅尼猛烈抨击美帝国主义对伊朗的新殖民统治,谴责巴列维政权丧权辱国,他认为,“政府已经出卖了我们的独立,使我们沦为殖民地,使伊朗穆斯林民族在世人看来远未开化!……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没有美元,就要在美国人的脚下遭受蹂躏吗?”[10]他警示民众:议会已经签署了奴役伊朗民族的文件。……这正是我曾经反复提到的危险——对《古兰经》的威胁,对我们所信仰的伊斯兰的威胁,对伊斯兰国家和我们独立的威胁。[11]11月4日,霍梅尼被捕并被驱逐出境。0世纪60年代初霍梅尼的思想,与40年代一脉相承的是维护伊斯兰的反世俗主义立场,不同的是,他对伊斯兰的维护不再是一种防御姿态,而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无所畏惧地向巴列维政权发起进攻。此外,霍梅尼坚决反对美国控制伊朗,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维护伊朗的民族独立和文化传统,这构成了霍梅尼思想的另一条主线。霍梅尼以其坚定无畏的立场成为反抗国王专制、反对外部强权的象征,成为伊斯兰和伊朗的守护神,成为伊朗的宗教-政治领导人。然而,直到此时,霍梅尼维护伊斯兰的反政府立场仍然只是针对政府的政策,并没有指向伊朗的政治体制和整个上层建筑,也没有明确的、替代性的伊斯兰方案。尽管激烈反对巴列维政权,甚至直接攻击国王,但霍梅尼并没有谴责君主制统治的秩序,更没有要求乌里玛接管政权。霍梅尼思想体系的形成镇压“六月起义”后,巴列维政权在白色革命的旗号下,大规模推进以现代化、西方化和世俗化为导向的社会改革,不仅进一步损害了乌里玛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一些改革举措,如在农村建立宗教工作队、在马什哈德建立由国家主办的伊斯兰大学,还威胁到乌里玛的立身之本——宗教垄断权力。西方文化的渗透扩散、国王对前伊斯兰波斯文化的推崇,也使乌里玛真切感受到改革对伊斯兰传统的冲击。与此同时,君主专制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国王高踞统治之颠,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巴列维宣称:“伊朗的帝制是行之有效的。……今天在原子时代它仍然保持着美妙的青春,继续造福于伊朗人民。”[1]就是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在美国强权面前则卑躬屈膝,成为美国的附庸。虽然身居境外,但霍梅尼与国内的信息渠道仍然是畅通的。在霍梅尼看来,巴列维政权崇洋媚外、丧权辱国、侵犯宗教、公然践踏真主律法,其目的是要在伊朗摧毁伊斯兰,已经不可救药,如果不从根本上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基础,就难以维护伊斯兰的神圣和伊朗的独立。同时,霍梅尼流亡在外,不是萨瓦克所能直接控制的,活动较为自由。在纳杰夫,霍梅尼与一些伊斯兰激进思想家和组织交往频繁,他们的思想可能影响了霍梅尼,启发他提出自己的理论。[13]此外,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穆斯林世界掀起的伊斯兰复兴浪潮也应该对霍梅尼有所触动。凡此种种,促使霍梅尼的思想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明显的激进变化,由原先主张在君主立宪体制内乌里玛参政,转而号召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神权体制。霍梅尼思想的这一变化集中体现于《伊斯兰政府》一书。[14]在这本著作中,霍梅尼开宗明义,竭力为伊斯兰正名,谴责犹太人、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对伊斯兰的诋毁、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渗透和主宰,以及乌里玛未能向穆斯林提供指引和领导,认为这些是伊斯兰文明逐渐衰落的原因。继而,霍梅尼论证建立“伊斯兰政府的必要性”,他指出,要确保人类的幸福,仅仅有真主的法律是不够的,还需要法律的实施权和实施者。为解放被占领的伊斯兰家园,推翻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公正经济秩序,解放被压迫者,需要建立伊斯兰政府,而由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所扶持的穆斯林世界邪恶政权,应该首先在乌里玛的领导下被推翻。霍梅尼明确宣布:“君主制和世袭制是荒唐的、无效的”,“伊斯兰不承认君主制和世袭制,它们在伊斯兰无立足之地。”[15]霍梅尼着重论述了“伊斯兰政府的形式”。他认为,伊斯兰政府是不同于任何现存政府形式的“立宪”政府:“伊斯兰政府同君主立宪制和世俗共和制的根本区别在于,……在伊斯兰世界,立法权和制订法规的权限只能属于万能的真主。”[16]“伊斯兰政府就是一种法治的政府。……法律就是真主的旨意和命令。伊斯兰法对所有个体和伊斯兰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17],因此,“伊斯兰政府可以界定为依据神法对人进行统治。”[18]“以伊斯兰进行治理,就是以律法进行治理。那些熟知律法之人,或更确切些,熟知宗教之人,比如说教法学家,必须负责指导其如何发挥作用。他们必须指导国家的一切行政事务和所有的规划。”[19]最后,霍梅尼提出了“建立伊斯兰政府的计划”。他强调伊斯兰学者的当务之急是向人民宣传伊斯兰的事业,用伊斯兰的思想和知识“教育人民”,如此坚持不懈,伊斯兰的真谛就会逐渐被广为人知,伊斯兰政府就会建立起来。他主张穆斯林用下列方式推翻专制政权:断绝同专制政府机构的一切联系;不与他们合作;拒绝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帮助他们的行动;建立新的司法、金融、经济、文化和政治机构。从霍梅尼的论述可见,他所主张的伊斯兰政府是一个法治的政府,即依据神圣的伊斯兰法进行统治,其逻辑结果就是那些拥有这些法律知识、并能够公平执行的人应该掌管政权;因此,法基赫的监护或教法学家的统治是必要的、合法的。应该说,霍梅尼的论证有其自身的逻辑性。与此前相比,除了一以贯之地反对世俗主义、抨击帝国主义,霍梅尼的思想发生了几点重大变化:第一,公开抨击君主制在伊朗历史上的罪恶,明确拒绝了在伊朗曾长期共存的伊斯兰与君主制的相容性,动摇了巴列维王朝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君主政权的基础。第二,提出了法基赫监护理论,教法学家的职责不再仅仅是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而是要直接进行统治,实施神圣律法。教法学家的权威被霍梅尼扩展到了一个过去从未涉及的领域,即对国家的治理。第三,号召乌里玛领导穆斯林推翻巴列维政权,并设计了一条颇具“非暴力不合作”色彩的行动路线。霍梅尼思想的这种发展也是什叶派传统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伊斯兰政府》标志着0世纪70年代初霍梅尼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为了维护伊斯兰和民族独立,必须反对君主专制,反对世俗主义,反对西方化,反对帝国主义;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伊斯兰政府,实行法基赫监护,贯彻伊斯兰法;要建立伊斯兰政府,乌里玛必须领导民众推翻巴列维王朝。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霍梅尼提出了法基赫监护理论,但还没有关于伊斯兰政府的清晰架构,伊斯兰政府的概念还是初步和模糊的,他只是坚持真正的伊斯兰政府主权将属于真主,监护权属于代表真主的教士集团,除此以外,还没有考虑到现代神权国家的确切体制和具体组织形式。年1月日,霍梅尼曾表示:“《伊斯兰政府》讨论的是政府的原则。而政府的组织结构和任命政治权威的标准并未提及。……统治是宗教学者的权利。政府实际结构等细节问题必须要按以后实行的法律来处理。”[0]这段话表明,直到年1月他还没有研究出伊斯兰政府的制度性和宪法性含义。法基赫监护理论的宪法机制和具体形式有待于实践的落实与检验。霍梅尼思想的演变0世纪70年代后期,巴列维政权已经陷入重重危机,世俗君主已被视为一切罪恶的象征,推翻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成为伊朗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霍梅尼抓住时机,遥控指挥,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伊斯兰革命。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黯然离去,巴列维王朝轰然倒塌,在伊朗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制随之终结。月1日,流亡近15年的霍梅尼回国,成为新伊朗的精神领袖和最高领导人,得以在王朝废墟上构建新体制的大厦。在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霍梅尼的思想日益明确、具体,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和调整。霍梅尼在革命前并未提出伊斯兰政府是否制订宪法的问题,但王权受到颠覆后,面对各种势力对国家前途的激烈争论和权力争夺,霍梅尼意识到必须制订一部宪法,从根本上确保法基赫监护理论的落实。在制订宪法的专家会议开幕式上,霍梅尼告戒乌里玛,要缔造“一部百分之百伊斯兰的宪法”[1]。专家会议据此制订出一部宪法,于年1月公民投票通过。这部新宪法共1章,条。[]宪法强调“世界和人类的绝对主权属于真主”,“所有法律和法规必须基于伊斯兰准则”,“伊朗国教是伊斯兰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派”,“教士依据《古兰经》和安拉的传统发挥永恒的领导作用”。宪法确认霍梅尼担负“领袖”职责,并详细阐述了他的权力:拥有对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权;任命监护委员会的半数成员;任命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确认选举产生的总统;罢免总统;宣布赦免。宪法还设立了确保法基赫行使监护权的关键机构——“监护委员会”,它由1名教法学家组成,旨在确保议会立法不得违背国教和宪法的准则。此外,它还有权监督专家委员会、总统和议会选举。宪法的这些规定从基本法角度确定了伊朗新政权的伊斯兰属性,确保了教法学家对国家事务的全面控制,体现了霍梅尼的政治理想,是法基赫监护理论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仔细审视这部在霍梅尼指导下制订的伊朗新宪法,我们还会发现,与《伊斯兰政府》相比,霍梅尼思想随着时代变迁有了新的发展。宪法规定,“伊朗政权的形式是伊斯兰共和国”。回想0世纪70年代初,霍梅尼虽然明确宣布君主政体与伊斯兰不相容,但并未提供自己对理想政体的任何特定看法。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君主制的颠覆指日可待,许多伊朗人认为未来的政体应该是一种共和制,霍梅尼接受了这一思想。年11月5日,霍梅尼宣布:“我们革命的伊斯兰目标是:……(3)伊朗的政治体制将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3]11月3日,他再次声明,伊斯兰的神圣目标是建立按伊斯兰进步旨意行事的伊斯兰共和国。[4]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在就未来伊朗政体举行公民投票前,霍梅尼呼吁:“我将投票支持伊斯兰共和国,我要求你们也投票支持伊斯兰共和国,一个词也不能多,一个词也不能少”[5]。年3月公民投票赞同以伊斯兰共和国作为伊朗未来的政体,宪法对此进行了确认。0世纪60年代,霍梅尼曾激烈抨击公民投票和给予妇女选举权违反伊斯兰法,但他却在年诉诸公民投票使伊斯兰共和国合法化,批准了赋予妇女选举权的新宪法。新宪法也明确规定了民主选举领导人,专家委员会成员、议会成员、总统人选皆由民众选举产生。新宪法在确立真主绝对主权的同时,规定在不得违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和危害“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础”的前提下,人民通过伊斯兰共和制行使真主赐予的神圣权利,享有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等自由。此外,在这部宪法中,我们还看到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之间存在制度上的三权分立,以及议会与监护委员会、议会与内阁、内阁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制衡。这些内容表明,新宪法无疑具备一些民主主义、共和主义等现代民主政治因素和机制,由此可见,霍梅尼并非墨守成规,而是与时俱进,他的法基赫监护理论汲取了现代政治文明的菁华。随着新宪法的颁布和推行,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理论进入了全面实践阶段。不过,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面对一些具体现实,霍梅尼的思想仍在不断调整。共和国之初,霍梅尼曾表示:“乌里玛将监督整个局势。(政府职务)将由世俗政治家来担任。乌里玛只是监督(政府)不要出差错。”[6]年1月第一届总统选举前,霍梅尼坦言:“宗教领袖亲自领导政府,对此没有想过。……我绝不会当国家总统,也绝不会担任其他政府职务。我将一如既往,满足于当人民领袖”[7]。霍梅尼还禁止乌里玛竞选第一届总统。可见,霍梅尼原则上不赞成乌里玛直接担任行政职务。然而,经过几番激烈的权力争夺,几乎所有政府要职都由乌里玛担任了。对此,霍梅尼在年6月解释道:“如果宗教领导人不担任行政职位,国家将会被俄国或美国所侵吞。……我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兑现诺言。……我们不会放弃阵地。”[8]至此,教法学家的监护演变为直接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年,为争取下层民众支持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曾将伊斯兰等同于正义和平等,强调平民主义原则。但年以后,随着革命进入“热月”阶段,他又将伊斯兰等同于尊重私有财产,强调法律和秩序的重要性。[9]在着装、电影、电视、音乐、文体娱乐等问题上,与共和国初期相比,0世纪80年代后期霍梅尼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放松了控制。在国家政治层面,年1月霍梅尼甚至公开宣布,革命的逻辑和伊斯兰政治国家的法律高于伊斯兰法。[30]可见,随着形势的发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有所冲突,霍梅尼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和修正自己的思想。总之,霍梅尼的政治思想是理论与实践、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在基本思想内核不变的前提下,具体内容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其思想体系有一个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注释：1()SeeBaqerMoin,Khomeini:LifeoftheAyatollah,London:I.B.TaurisCoLtd,.(3)SeeAzarTabari,“TheRoleoftheclergyinModernIranianPolitics”,inNikkiR.Keddie,ed.,ReligionandPoliticsinIran:Shi’ismfromQuietismtoRevolution,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3,pp.61-6.3(4)转引自[奥地利]海因茨·努斯鲍默著;倪卫译:《霍梅尼——以真主名义造反的革命者》,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3页。4(5)FarhangRajaee,Islamicvaluesandworldview:Khomeinionman,thestateandinternationalpolitics,Lanham,MD:UniversityPressofAmerica,3,p.57.5(6)MohsenM.Milani,TheMakingofIran’sIslamicRevolution:FromMonarchytoIslamicRepublic,Boulder:WestviewPress,,p..“法基赫”一词在一般情况下是指全体教法学家,但在特定场合,尤其在霍梅尼言论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常特指伊斯兰国家最高领袖。6MohsenM·Milani,op·cit·,p·90.7MohsenM·Milani,op·cit·,p·91.8(9)RuhollahKhomeini,Islamandrevolution:writingsanddeclarationsofImamKhomeini,TranslatedandAnnotatedbyHamidAlgar,Berkeley:MizanPress,1,pp.-.9(10)Ibid,pp.-.10(11)SeeWillemM.Floor,“TheRevolutionaryCharacteroftheIranianUlama:WishfulThinkingorReality?”,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Vol.1,No.4,pp.5-54.11(1)巴列维著;元文琪译:《我对祖国的职责》,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1(13)SeeHannaBatatu,“Iraq’sUndergroundShi’iMovement:Characteristics,Causes,andProspects”,MiddleEastJournal,Autumn1,pp.-.13(14)该书作为霍梅尼最著名、最重要的著作,0年在纳杰夫以波斯文首次分6卷出版,书名“Hokumat-eIslamiyaVelayat-eFaqih(theGuardianshipoftheFaqih)”,意为“法基赫的监护(教法学家的统治)”,再版时改名为“伊斯兰政府”(IslamicGovernment)。目前较准确、权威的英文版本是1年米赞出版社出版的根据波斯文第三版翻译、注解的版本。SeeRuhollahKhomeini,op.cit.,pp.7-.14RuhollahKhomeini,op·cit·,p·3.15Ibid,p·55.16Ibid,p·56.17Ibid,p·57.18Ibid,p·79.19(0)SaidAmirArjomand,TheTurbanfortheCrow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8,pp.-.0Ibid,p·.1()SeeIslamicPropagationOrganization,TheConstitutionoftheIslamicRepublicofIran,Tehran,(原作未注明出版年份)pp.1-85.FarhangRajaee,op·cit·,p·97.3(4)SeeRuhollahKhomeini,op.cit.,p.44.4FarhangRajaee,op·cit·,p·99.5SeeFarhangRajaee,op·cit·,p·63.6(7)转引自[奥地利]海因茨·努斯鲍默著;倪卫译:前引书,第页。7FarhangRajaee,op·cit·,p·63.8(9)SeeErvandAbrahamian,Khomeinism:EssaysontheIslamic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pp.13-.9(30)SeeOliverRoy,TheFailureofPoliticalIsla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p..30(1)穆智台希德,一种伊斯兰教职。什叶派教职大体分为两个阶层:基层的是“毛拉”,毛拉经过宗教学府长期教育,精通《古兰经》、“圣训”及宗教学理论,即可获“乌里玛”称号。循此制度,乌里玛中更有权威者称“穆智台希德”。它又分为两级,一般为“霍贾特伊斯兰”,其中作为信徒追随和仿效对象的权威者称“阿亚图拉”,甚至有可供全体信徒追随的“大阿亚图拉”,又称“仿效的源泉”。31(7)MohsenM.Milani,op.cit.,p.90.3(8)MohsenM.Milani,op.cit.,p.91.33(15)RuhollahKhomeini,op.cit.,p.3.34(16)Ibid,p.55.35(17)Ibid,p.56.36(18)Ibid,p.57.37(19)Ibid,p.79.38(1)Ibid,p..39(3)FarhangRajaee,op.cit.,p.97.40(5)FarhangRajaee,op.cit.,p.99.41(6)SeeFarhangRajaee,op.cit.,p.63.4(8)FarhangRajaee,op.cit.,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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