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文学期湖北作家黄西良好_努克天气

首都文学期湖北作家黄西良好

放弃才是毁灭的敌人 http://www.bdfyy999.com/bdf/yufangbaojian/binglibingyin/m/5031.html
首都文学—纯文学的聚集地

著名书法家张怀江老师题写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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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沉默味道

执行主编：陈荣来温雄珍

★黄西良，湖北襄阳人，回族，自年开始新闻写作和文学创作，先后发表通讯、报告文学、曲艺、散文、小说等作品多万字，60多篇文学作品先后在国家级、省级、襄阳市级报刊获奖，曾出版散文集《拨浪鼓响货郎来》《驾驭心境》两部，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襄阳市作家协会会员、襄阳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好人李树清

本刊编委黄西良（湖北襄阳）

枣阳白水寺沈默摄地处鄂西北枣阳市的吴店镇，是中国历史上十大明君之一——东汉世祖光武帝刘秀的故里，“光武中兴”的发祥地，素有“古帝乡”之称。在古镇的西南方向，有一座树木葱郁，杏花遍地，百鸟争鸣的狮子山，系着一个辉煌时代的千年古刹白水寺就坐落在这里。在白水寺山脚下，就是曾经闻名遐迩的枣阳二中，这里，走出了著名教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机器人教父、中国科学院院士熊友伦、国防大学副校长肖天亮中将、著名书画家、中华蟹派艺术创始人严学章等一大批成就斐然、誉满天下的莘莘学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所在湖北省教育界声名显赫的神圣学府先后改名为吴店高中、白水高中，“枣阳二中”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和记忆。然而，凡是在六、七年代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还清楚的记得“枣阳二中”掌舵人，师生们亲切称之为“好人”的学校党委书记李树清。枣阳白水高中沈默摄李树清，年出生于鄂西北的谷城县庙滩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烽火连天的岁月，由李姓宗祠集资筹款保送到谷城县教会学校读书，进入襄阳师专学习期间，接触到共产党外围进步组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日军投降后，在党组织的安排和掩护下，李树清加入到李先念所领导的新四军五师支队任文书和教员，先后参加了中原突围和解放襄阳战役。在大洪山剿匪战斗中，李树清化妆成便衣，在茅次畈一个大地主家的粪池里潜伏了三天三夜，直到摸清了大洪山郎头寨土匪头子丁三河的行动轨迹后，带领解放军剿匪小分队在一个寡妇的床上生擒了这个曾经横行乡里的国民党伪保长。李树清生前像片新中国成立后，李树清因伤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枣阳市王城区、吴店区担任秘书、党委委员、副区长。60年代初，受组织安排，兼任枣阳二中党委书记。上任伊始，工农干部出身的李树清，一门心思扑在教育上，义无反顾的支持和配合校长赵京华主抓教学工作。那个年代，住读的学生睡的都是上下铺，李树清就和体育老师李尚芳轮流值班、查铺，催促学生按时熄灯休息。每到冬天，李树清每天天不亮就站在操场边，迎接学生们上早操，日日如此、年年如此。年8月，随着毛主席老人家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出的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此走向了高潮。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标语，口号，语录歌，红海洋，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黄黄绿绿地糊满了各个工厂、机关、学校、单位的办公室的玻璃窗，一层压着一层。天安门上挥舞帽子的领袖，金水桥边激动得昏厥的红卫兵，各种血肉横飞的武斗，各种山呼海啸的批判，各种不忍卒睹的伤，各种酷烈惨痛的死，层出不穷，一场灾难，一个噩梦，从此载入中国历史的史册……文革开始，李树清、赵京华成了首当其冲的走资派和反动教学权威，被红卫兵小将们戴高帽子、驾喷气式飞机游街，没完没了地批斗，几个月不许回家，白天在学校食堂帮厨，择菜、淘米、劈柴、喂猪，晚上在小黑屋写检讨。“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出现并非事发突然，他们正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结出的果子，不容否认，这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使受教育者存在着严重的人格缺陷。最明显的是“盲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将领袖的话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此外，还盲从群体，盲从“形势”，由盲从发展而来的，就是“文革”时的狂热。从湖南走出来的毛润之先生认为，“不是无产阶级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于是，在红卫兵小将们的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同志就要“高大全”，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就是敌人，就该批判，就该打倒，即使是自己的领导、师长、同学，甚至亲生父母。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师长、上级也不过是普通的、有七情六欲的凡人之后，立刻就把批判的利剑，把仇恨的矛头对准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李树清成了“十七年反动教育路线的代表”，顺理成章的“靠边站”了，被新成立的学校革委会勒令劳动改造。初夏时节，农村开始寄秧，学校围墙南边有几十亩稻田，李树清每天在田埂上跑来跑去轰麻雀和乌鸦，刚刚在南边稻田轰跑一群觅食的麻雀，北边稻田又落下一群密密麻麻的乌鸦，李树清疲于奔命，累的上气不接下气。当地一个放牛的老农看到后，就给他支招。第二天，李树清扛来几十个稻香人，插在几十亩稻田的东西南北四个角落，又从东西、南北拉起两条长绳，绳子上绑着稻草人，麻雀、乌鸦飞过来还没有落到田里，他便扯起绳子，稻草人在铃声中上下左右摇摆，仿佛就像是一群仙女在舞蹈，刹是好看。闲置了好几年，李树清终于被上级组织解放出来，继续当他的学校党委书记。经历“文革”的折腾，枣阳二中已经改名叫吴店高中了，整个教育教学工作停滞不前，教学质量普遍下降，课堂形同虚设，教师欲教不能，欲罢不忍，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很多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语文”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随着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全国开始整顿教育界。经过“文革”的所谓“洗礼”，教育内容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政治教育的内容几乎占据了二分之一，其他课时被大大压缩。以学习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教育为主的政治课，往往成为衡量学生优劣的标尺。当时，为了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官复原职的李树清也不得不委曲求全，违心的顺应上级的指示精神，在学校推行“开门办学”。“开门办学”是那个年代教育界的口头禅，也是办学的指导思想。这话也许源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因此，学校设立了政文班、师资班、文艺班、新闻班、农机班、电工班、红医班、速成班等，身穿绿军装的公社党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说，“农村劳动的现场，学校实习的地方，就是你们的课堂，心里要装着‘解放’全人类的‘大多数’，胸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道理’，头脑中要无产阶级‘革命化’，这就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教导你们的‘数、理、化’。”于是，学生们除了上课，还要到镇农机站、农技站、铁业社、卫生院等单位开门办学，现场实习，以提高专业技能，培养劳动观念和艰苦奋斗的思想。我记得，我们学校附近没有工厂，老师就领着我们驻进村子，跟着社员们一起干农活，晚上有个同学起夜解手，在屋子山墙头看到附近林场的两个谈恋爱的知青正在树林里亲嘴，以为碰见鬼了，站在那里又喊又叫。同学们听见叫声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弄得那两个知青羞愧难当。学校附近也没有部队，教体育的李尚芳老师就让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举着红旗，在四周爬山涉水，从早到晚；李老师不是嘴巴里叼着“万山大哥”（万山牌香烟），就是手里攥着“大公鸡”（大公鸡牌香烟），像赶鸭子似的催促我们出操。一位公安特派员坐在主席台上，操着半生不熟的枣阳普通话，亲自为我们上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课，一会儿讲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会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些我们根本就听不懂，但那满嘴黑牙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由于受“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影响，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读书并不重要；谁都怕知识多了会“反动”。当时，枣阳县电影队来学校操场放映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决裂》，著名演员葛存壮扮演了一个读了很多书的“反动”教授，在课堂上大讲“马尾巴的功能”，引得我们哈哈大笑。在这特殊的年代，“开门办学”就得请附近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来管理学校。我记得，经常来给我们上政治课的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书记讲课，讲着讲着就跑了“调”，一会儿说某某生产队公粮没完成，一会儿说三年自然灾害时社员们偷生产队粮食，一会儿说某某社员偷人，一会儿说驻队干部把女知青的肚子搞大了，而且脏话连篇，女同学们坐在台下一个二个低着头，脸羞的红扑扑的，就像三月间盛开的桃花一样。随着最高指示的传达，学校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大都与政治相关，学校简直就是政治的“大舞台”，你方唱罢我方来。北京出了个黄帅“反潮流”，报上一登，李树清就不得不组织我们天天学习，但最终没有一个敢“反潮流”的。我们不知道“批林批孔”目的究竟是什么，就全当跟林、孔两家有仇，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位同学在“评《水浒》”作文中，不晓得宋江是谁，只好写道：“一条宋江长又长，一直流到梁山上。”写大批判材料都是你抄我的，我抄报纸的，全是“虚”的，没有半点硬货，我们不怕来“虚”的，就怕那些“实”的运动。一日，李树清接到公社革委会命令，硬着头皮带着我们去肖湾大队“割资本主义尾巴”。原来，有些生产队将农田不种粮食而栽上经济作物席草，公社革委会主任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寒冬腊月，田里都结了一层很厚的冰，我们被逼赤脚下田挨行踩，许多同学在田中间冻得哭爹喊娘，狼嚎一般。　　　　那个时候，学校办有砖瓦厂、实验田、茶场、菜地，经常组织学生们以班为单位脱砖坯，烧出成品后，供修附近农村盖房子所需。公社和学校都建起了砖窑，烧出的“黑心砖”（火候掌握不够）随处可见。记得，我们班承担块砖坯的任务，这样，分到每个人头就是多块，在班主任胡克夫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学校砖瓦厂占据一块平地，从狮子山的坡地上挖来黄土，然后挑水和泥，脱坯晾晒，脱了4天，还不到块。那几天，李树清都会抽空到砖瓦厂跟我们一块儿劳动。就在大家精疲力竭的时候，一场大雨把砖坯浇了个一塌糊涂。李树清看到惨状，不但没有批评，反而热情鼓励我们“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我们则满怀信心的表示要“再接再励，再立新功”。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我总感觉有点像陕西作家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面的情节。记得有一次，我们班往白水库上游的茶场挑大粪，三、四里的路程，弯弯曲曲的小路，空手走都很累人，更何况要挑着粪桶过沟爬坡。哪知道，我们挑粪的队伍拐过一个山洼，远远看见矮矮胖胖的李树清正挑着粪桶往茶场走。等我们一行来到茶场，李树清已经将粪桶冲洗干净，站在树荫下面，一边用草帽煽着风，一边跟同行的老师谈笑风生。那个时候，李树清已经年过半百，仍然坚持参加劳动，跟师生一样挑大粪上山，这样过硬的工作作风，真让人敬佩不已。罗曼罗兰说：“一个人只能为别人引路，不能代替他们走路”。苏联著名教育学家、作家马卡连柯也说：“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工农干部李树清认为，“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学习的引路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给他们尊重，关心和爱护，帮助他们树立自信，相信他们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的学校一把手，在讲政治，在讲原则的同时，也很有人情味，不仅无微不至的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对教职员工也是关怀备至，特别是在处理疑难问题方面，注重实事求是，讲究工作方法。我记得有位名叫李少谦的女教师，据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文革”中被发配鄂西北的枣阳吴店高中教书。这位被狮子山上满山遍野的山花染得忧郁的高材生,由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表现出来的只是忧郁，忧郁的目光、忧郁的微笑。是忧郁自己被“发配”到这个交通闭塞、荒凉隔世的小镇，还是忧郁远在湖南长沙工作的夫君会当陈世美吗？李老师身材高挑，丰满苗条，含苞待放。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青春花季，这山窝窝里的花也得开呀！于是，在一个月光淡淡的夜晚，有人看到一个英俊帅气的男人偷偷钻进了李老师的宿舍；在一个雾气朦胧的早上，有人看到漂亮妩媚的李老师悄悄走进了柳树林。性爱是一种植物，无论贵贱都是要开花的。那时候，李老师在这个没有爱的乡镇高中，把“爱”指向了自己应该传授给对方知识与文明的学生。他们的爱就像野草一样普通，也像野草一样有生命力。校园里关于李老师的桃色新闻越传越多，一段时间，成了师生们私下谈论最多的话题。终于有一天，绯闻传到了李树清耳朵里，于是，学校党委便让李老师停职反省写检讨。李老师从人类的起源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演变，以及人性的需求，洋洋洒洒写了十多万字的检查交给了李树清。李树清接过几十页的检讨书，还没有看头都痛了。当即沉着脸说，“你这那里是写检讨，你这分明是在写小说，拿回去，重新写！”最后，李树清不忘补充一句，“要简明扼要，深挖根源。”李老师二话没说，接过检讨书扭头走了。眨眼的功夫，李老师又走着猫步进了校党委办公室。李树清书记眉头紧凑，没有好气的说，“不是让你回去重新写吗，怎么又回来了。”李老师指着检讨书最后一页说，“写好了，都在这里。”李树清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龙飞凤舞的写道，“远水不解近渴。”李树清看到后，又好气又好笑，坐在办公桌后面半晌不吭气，最后说了一句，“唉，你回去上课吧。”不久，李少谦老师便接到通知，调回到湖南长沙工作了。据说，李树清为了解决李少谦老师两地分居问题，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枣阳县教育局。有一次，还跟局长拍起了桌子，要不是有人拦住，李树清差点要揪住局长的衣领去见县委书记王金欣。我曾记得，有一位从襄阳师专刚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叫王树刚，他对“文革”十分反感和厌恶，私下里多次给我们讲述长篇历史小说《刘志丹》里面的故事，一个陕北高原上普普通通的20多岁青年，经历艰难磨练成为民族英雄，成为陕北高原的旗帜，成为秦川八百万父老乡亲的骄傲；毛主席为他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周恩来称他为“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他不明白，年，为什么要封杀小说《刘志丹》呢？为什么要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习仲勋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而发配到河南洛阳劳动改造呢？王树刚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那么一句“利用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就真的一名句顶一万句啊？王树刚坐在那条横穿校园的水渠上，20多个学生围着他，听他在那里高谈阔论，愤世疾俗。谁知道，有人却将这件事无限放大，并反映到公社革委会，于是，王树刚老师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打击，面临“开除公职，回家务农”的噩梦。在王树刚老师停职检查期间，他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进了他的日记里，他羡慕“玲珑剔透之学者，潇洒飘逸之诗人，继往开来之史家”；他慨叹“三年的师专学习，将自己铸成了一块废料”；他憧憬“春风吹起鸿鹄志，沧海云帆有来人”。他还以青松自喻:“参天青松，傲屹人间，笑视桃李，冷讽春蝶，满腹纹材，尚成栋梁。宁做青松如故，不为皇帝折腰”。当时，李树清带领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康光泰、耿帮荣等人，分别找到20多位学生谈话，详细了解王树刚老师给学生讲故事的前后经过，又翻看了他写的全部日记，连续三次跑到公社革委会陈述实情，据理力争。他说，“如果王树纲只因讲故事、写日记获罪真是过于残酷，他的那些内心的独白虽然还欠成熟，但绝对够不上‘反动’。这是一位贫下中农的后代，也是红色接班人，我们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几天以后，王树纲老师便背着行李走了，调到了另外一个偏僻的小学校教书，也算保住了“饭碗”。时至今日，我仍清楚的记得，70年代，样板戏盛行，新华书店很少有文学作品出售，但社会上和同学中间却有一些手抄本在悄悄流传，像《梅花党》《少女之心》《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叶飞三下江南》等，这些手抄本实际上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一种叛逆行为。除了阅读所带来的欢愉，它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一种精神上突破禁忌的地下探索，而且因为时代的特殊给了传阅人一种特殊的动力。至于“四人帮”，尤其那位“女皇”江青的故事就更多，歌谣方面，我曾悄悄的搜集过，仅一个“天安门诗选”就集起了那么一大本子。有关文艺方面，讲得最多的是“三突出”人物：“穿着花衣裳，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针对当时的电影，讲的最多的则是“三战一努克”，“三战”指《地道战》、《地雷战》和《珍宝岛反击战》，“努克”指西哈努克来访问。还有“越南电影，机枪大炮；朝鲜电影，有哭有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记得有一天下午没课，我和几个同学在学校打乒乓球球。一个姓曾的同学坐在一旁看《南方来信》，这是一本书信体纪实丛书，反映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英勇故事。不知什么时候，教导处的一位老师推门进来，问他在看什么，这位姓曾的同学说是《南方来信》，这位从农村充实到教育队伍里、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老师一把抢了过去说，“哼，胆子够大的，你还敢看黄色小说，没收了。”这位姓曾的同学一边争辩，一边上去抢。这位老师把脸一沉，大声地说，“你还不服哇，那就跟我到学校党委办公室走一趟吧”。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李树清刚好路过这里，便进来问怎么回事。当李树清弄清情况后，便板着脸问这位老师，“你是不是看过了？要不，你怎么知道是黄色小说呢”。这位老师赶紧说，“李书记，我没看过，我没看过”。李树清说，“你没看过，就随便给人家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啊？”这位老师见李树清不给他撑腰，只好红着脸走了，李树清挥挥手说，“打完乒乓球，赶紧回教室学习。”说罢，瞅都不瞅这位姓曾的同学，背着双手走了。其实，我知道，这位老师所说的“黄”，是指书中几处美国大兵蹂躏越南妇女的描写。那个时代，除了毛主席著作之外，任何书籍，都有被视为毒草的可能。年10月6日，倒行逆施的“四人邦”退出历史舞台，全国上下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从10月10日起，老百姓纷纷上街，敲锣打鼓、放鞭炮、拉标语、呼口号、扭秧歌庆祝打倒“四人帮”。到了10月下旬，公社党委要组织万人大游行，要求吴店高中组织所有师生上街扭秧歌舞。清晨，近千名师生站在学校操场扭秧歌，李树清走上高高的舞台，亲自为大家做示范。别看李树清平日里不苟言笑，一脸严肃，那天舞台上的他，一招一式，跳得有板有眼，仿佛是专业剧团出来似的。其实，李树清在新四军五师支队任文化教员时，就是一名文艺积极分子。粉碎“四人帮”后，教育文化界的“枷锁”随之打破。年底，吴店高中开始执行“两课”（每周两节体育课）、“两操”（每天早操、课间操）、“两活动”（每周两节课外活动）制度，教学活动步入正轨。这里边，倾注了李树清的大量心血。后来调到枣阳市法院任院长的管季卿老师曾经对我说，“解放前从襄阳师专毕业的李书记，是抓教育的行家，是个好人啊。”的确，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未雨绸缪，运筹帷幄，在李树清的安排下，由教导主任耿帮荣牵头，组织教师胡克夫、邱荣逵、齐世持、管季卿、刘俊、邓正修、张金玉、邱尧京等人参与编写了厚厚几本有关高中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的教学大纲和习题集，但当时只能先在首页写上许多政治口号，再编题目印发，为后来恢复高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在逆境中迎难而上，注重教学的做法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其实，即使在“文革”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在李树清的坚持下，吴店高中也没有荒废艺术与美育工作。由于从小喜爱文艺的缘故，加上在上小学期间，曾经休学半年在北京大姐、二姐家里走亲戚，学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上初中的时候，便成了文艺骨干，进入高中，很快被选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期间，我最擅长表演的是快板书和山东快书，上学、放学的路上，手里要么拿副自制的竹板，要么拿副县剧团老师送给我的铜板，手上敲个不停，嘴巴唱个不停。后来，我就不甘心只是说说快板书了、山东快书了，一门心思想当导演。早晨或是下午上课之前，老师未到，我便跑到讲台上，拿一根染了红色或蓝色的粉笔，从中腰折断，横着在黑板上写：话剧《×××》或电影《×××》，编剧谁谁谁，摄影谁谁谁，美术谁谁谁，最后，导演必然是黄西良。发展到后来，我就由最初的想法，付诸行动了，就真的去“导演”了。不管宣传队排练什么节目，我都要去“指导”，从走步到动作，甚至锣鼓，甚至唱腔，给人的印象我真的是懂得很多很多的。记得有一回排《智斗》，刁德一唱“我要旁侧击将她访”，阿庆嫂唱“我必须察颜观色把他防”。接下来是阿庆嫂一段很长的拖腔“啊”。我硬说扮演阿庆嫂的那个女同学“啊”拍子不够数，起伏的调子没拿准。那个漂亮的女同学呢，还很佩服我，就愿意听我的，反复地“啊”。我也就反复地说还不够数，还不太准。眼见着一个半天的时间就耗过去了，终于惹恼了真正的导演吴兰英老师。吴老师找到校党委，党委书记李树清很快来到排练场，人未到，吼声似炸雷般飘进排练室：“黄西良，给老子滚回班上去！”导演没当成，还没开除出了学校宣传队，要多丢人就有多丢人。那几天，我真是有个地缝就想钻进去。眼看要参加全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由胡克夫老师创作、我表演的山东快书《老支书智斗假“李逵”》，是这次参加全县文艺汇演的重点节目，领队邓正修老师、导演吴兰英老师急得抓耳挠腮，又找到校党委，要求我重回宣传队。李树清派人将我叫到办公室，让我给他演唱山东快书，我战战兢兢的说，“李书记，我还是想回到宣传队”。李树清盯着我说，“这回你娃子要是不给老子抱块奖牌回来，莫说回宣传队，你干脆也莫回学校了。”说来奇怪，在全县中小学生文艺汇演中，我还真的拿了一个表演奖。从那以后，在校园里，只要我碰见李树清，他都会站在哪里，静静的看着我，然后，又若有所思的走了。历史的长河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一部分，纵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但究其根本也是违背社会进步和绝大多数知青择业意愿。在这种特殊严酷的政治背景下，下乡时千军万马一条路，返城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表现好就能返城，而是所谓出身好，有关系才能捷足先登。下乡时场景大致相同，返城的路却是因人而异，充满辛酸和苦难。所以，粉碎“四人邦”后，高中毕业生都不愿意再上山下乡。我清楚的记得，数学老师邱荣逵、刘均两个人家庭都比较困难，李树清为了照顾这两个教学骨干，便找到公社党委反映，要求将他们的孩子邱学峰、刘立勇留在他们身边，公社党委书记余景铜听了李树清的汇报，召开党委会进行专题研究，很快将邱学峰、刘立勇两个人安排在公社铁业社工作。年8月，由邓小平拍板，全国恢复高考。高考，成为数百万青年学生破除年龄、婚否、出身限制，逆转命运的唯一机会。当时，“家庭出身”像一把政治枷锁，束缚了不少年轻人。出身地主、富农，甚至中农的，入团入党、当兵提干、找对象，统统受到牵连。不论你多优秀，只要“出身”不好就很难重用你。一次，李树清在校园里碰到从铁业社下班回家的刘立勇，询问他报名没有，复习得怎么样了。老实巴交，性格木讷的刘立勇乳名叫“小木”，他小声问，“李书记，成份不好的学生也能参加高考吗？”李树清说“小木，你娃子吃迷了，谁个说的不能参加高考？你赶紧给老子报名，专心复习，考出好成绩，老子负责让你去上大学。”在吴店高中，像刘立勇这样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还有很多，“地主子女”邱学峰12岁开始写日记，立志长大以后当作家、当记者，由于他的奶奶在解放前有几亩田地，被土改工作队划为“地主”，虽然邱学峰的父母解放后都是在当老师，他的两个哥哥和姐姐也只是上了初中、小学便回家种地，只有邱学峰读完了高中。当他从广播里听到消息后，仍然是不敢相信。李树清了解到从吴店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要么年龄偏大，要么成分不好，要么已经结婚，对参加高考缺乏激情和信心。李树清坐不住了，带领他的教师团队，对仍在等待、观望的学生挨家挨户走访，苦口婆心的宣传、解释，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工作，鼓励从吴店高中毕业的学生和武汉知青，积极到校参加复习的，勇敢地面对这次挑战。邱学峰从父亲口中得知自己符合报考条件，脑海一片空白，觉得大学离他太遥远了，但对大学的向往，还是让他兴奋不已。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李树清通过公社领导给铁业社做工作，让他和刘立勇半天打铁，半天复习。书记打了包票，邱学峰、刘立勇这两个家庭成份不好的子女，每天晚上都要复习到深夜。那段时间，刘立勇的头发一抓就掉一大把，眼眶都是黑的；邱学锋吃饭不香，睡觉不甜，硬是瘦了十几斤。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李树清的鼓励下，这两个吴店镇上的“小铁匠”终于榜上有名，双双考入湖北文理学院和湖北农学院。那年，从吴店高中毕业的学生赵世举、丁其德、丁其林、胡祥银、胡卫忠、陈智超、张萍等一大批考生走进了高等院校，高考成绩在全县名列第一。几十年过去了，先后当过谷城县长、县委书记、襄阳市副市长、鄂州市常务副市长、武汉市副市长、武汉市人大常务副主任的的“小木”，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一日，刘立勇在景色秀丽的东湖之滨春游，偶遇当年的校友，现如今已经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的赵世举，提起当年的学校党委书记李树清，他仍满怀深情的说，“李书记，好人啊！”

附